第二百八十五章转折

丘吉尔就象凯撒那样，既是一个伟大的活动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顶点小说手打小说)即使他单单从事笔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声誉卓著。他的文学作品最能说明他的毕生经历，其中，《我的早年生活》，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本身，更能说明1940年至1945年间他一生事业中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本早年的自传，表明他是属于那种晚熟的人，这些人能够在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有创造力的年龄，使自己的潜力继续得到发展，终于做到冠绝侪辈，鹤立鸡群。如果说，他一生的经历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标准的话，那么，丘吉尔的心理年龄在各个阶段都要比他的实际年龄也许轻五岁、十岁、十五岁或二十岁。这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天才的确证。它不仅说明了他在1940年获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说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挫折的原因。丘吉尔在四十多岁时，行动起来宛如二十多岁的普通人，这一点也同他在六十五岁时仍以四十多岁人的精力来活动一样，完全符合他那罕有的气质。大凡年届六十五岁高龄的人，要是处在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日夜间所处的那种境地，很少有人能体验到象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叙述的那些感受。一个普通人读到这一著名的篇章时，无不顿时相信这确是完全出自肺腑之言，而且边读边感到自己被领到一位英雄的面前，这位英雄此刻的的确确正在“与命运同时前进”。能以如此沉着坚定的信心，奋起应付这样艰巨的局面，这种魄力是令人敬畏的。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英雄“集‘毕生’精力于这一时刻，经受了这场考验”。丘吉尔的同胞们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曾经由于他成熟得异常缓慢，而也许会错误地把他看成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过，这种看法还是情有可原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40年5月这个无论对英国还是对丘吉尔都是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凭直觉看到，在自己的运气这样坏到极点时，正是他们的这个领袖的威望达到顶点的时候，而只有在这个领袖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反败为胜。

究竟是什么思想和感情，鼓舞了英国人民同他们一致挑选出的那位新领袖协力行动，使他们在吃败仗的时候还能坚决不服输呢？他们明白，决心继续作战就是自找麻烦。不过，丘吉尔所说他自己在1940年5月10日怀有的那种“宽慰的感觉”，他的同胞们肯定也有。究竟是考虑到什么因素，才使他们和丘吉尔一样树立起这种信心呢？

首先，由于感到他们此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感到他们已团结在一起，决心为彻底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所以他们信心倍增。即使命中注定要他们抵抗那些欧洲大陆的征服者直至战死的话，他们也义无反顾。

其次，由于看到自己再一次单独同一个已经把他们在大陆上的盟国相继征服的强国交战，他们的信心反而加强了。因为在此之前，当英国在1805年到1812年间单独抗拒拿破仑之时，它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时刻。这一段英国历史，对一百三十五年以后的英国人说来，还是记忆犹新。这就毫不奇怪，在1940年9月5日，丘吉尔竟敢说，当谁也说不出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前，希特勒帝国的疆域将会扩展到什么程度时，他相信，希特勒帝国会象拿破仑帝国一样迅速地消失，而且说不定消失得更快一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读者来信中，在同一个题目上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满洲的侵略，直至1940年6月25日法国覆灭，英国人早已感到，要求他们重上战场来制止侵略、保卫全球这样一个任务，不是他们自己单独所能承担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伙伴们的合作，而这些伙伴却比英国更为软弱，意志也更不坚定(部分由于英国的过失)。在6月间，法国作为一个伙伴，非但不能有助于英国，反而变成了一个累赘。这时既然法国已经退出战场，而英国则决定继续独自作战，原来严重阻碍它去全心全意捍卫集体安全的那种传统的岛民意识，此刻非但不是一种桎梏，反而成为一种动力了。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新的主宰者进行抗战以保卫英伦三岛，可能是孤注一掷，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不管结局怎样，此刻他们至少是又一次从事于他们以前曾经获得成功的事业。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他们除了自己，已经无人可以依靠，他们正在沿着自己审慎地选择好的道路走下去。

他们是否能够免于被打败这样一个眼前的问题，比起他们能否赢得战争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来要简单些。要是说，原来在法国覆灭之前，通往胜利之路已经难以辨认，那么，此刻英**队在欧洲大陆上不再有立足之点欧陆的资源全已处于德国控制之下，这条胜利之路大概更为模糊不清了。可是，从敦刻尔克顺利撤军这个几乎奇迹般的成就，对英国国民的士气却起了不可估量的振奋作用。这样一支得到上天拯救而免于被歼的军队，肯定将福运亨通。皇家空军在敦刻尔克上空击败了德国空军，这件事是即将在英国上空展开的空战结局的吉兆。由于丘吉尔的预见和决断，有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没有参加法兰西战役，而是留作后备，这在日后英国本土进行空战时是一支不可缺乏的、至少要具备的力量。此外，在以往的斗争中，英国已有先例，依靠本身的努力拯救了自己，并以自己的榜样拯救了欧洲。这个先例使人们产生了乐观的期望，认为假如英国这时能保住自己的领空和领土的话，它不久就会摆脱孤军作战的状态，而且最后有朝一日会看到胜利就在眼前。丘吉尔在1940年6月16日所感到的那种“冷静的自信心的光芒”，从唐宁街发射出来，照遍了整个英伦三岛。

事实上，甚至当英国与外界隔绝的时刻，它也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因为在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尚未开始之间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沉寂阶段，由于欧洲大陆上那些流亡政府及其坚持抗战的残余军队来到了岛上，使英国人的士气振奋起来。这些盟**队的实力此刻虽然很薄弱，这些流亡政府此刻虽然软弱无力，不能在其国内发号施令，但是对英国人说来，只要一看到它们，自己就觉得精神抖擞，信心倍增。这些同伴由于亡了国，已经比英国人不知多吃了多少若头，然而他们还是象英国人一样，决心继续作战。这些流亡国外但没有被征服的盟友和英国同生死共患难，这不啻是对英国的抗战决心和英国的战斗力量投了信任票，从而使英国光荣地成为捍卫欧洲民主政治的堡垒。假使这些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战斗的法国人”能显示出这种精神而且能怀有这种信心，他们的英国东道主在道义上就一定要使自己无愧于他们的英勇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