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八章自我阉割

爱德华?达拉第这个将要行使这些全权的人，他的性格并不使人担心这些权力会被滥用。(顶点小说手打小说)这位“不得已而实行**的人”，其突出的品质是聪明正直，道德高尚，牢固地扎根于农民的淡泊寡欲，但受到了自我怀疑的戕害。他是普罗旺斯的一个面包师傅的儿子，当过学校校长，得过大学学位，这个学位兼有牛津大学的文学士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历史学位的荣誉，他在巴黎政界混了二十年以后，仍然不脱农民本色，具有农民的质朴的性格和粗鲁的举止。他有直觉，但他只是对于辨别各种思想而不是对于如何识人有直觉；他也不乏议会中常见的那种机敏灵巧。可是，除了这些才干之外，他没有强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有些政论家在看到他那粗壮的脖子和强健有力的双肩时，说他是一头公牛，其实，能够恰当地象征他的，并不是公牛，而是一个把着犁在耕作，双脚沾满法国大地的泥土而步履沉重的庄稼汉。

担任副总理兼协调部长来辅佐达拉第的卡米耶?肖当，属于职业政客的类型，他的指导方针是时局需要什么政权，他就在这个政权下面混下去，并维护他在巴黎银行界和商界的许多朋友的利益。这位天生的“息事宁人者”和中庸之道者在这届内阁中的任务，就是平息批评，让他的头领腾出身来独力对付怀疑的恶魔。

在外交部，勤勉而非常干练可是生来就不爽直的律师乔治?博内，他为人颇似肖当，但是有点不象肖当那样轻快活泼；他的绥靖政策的破产是公认的，因此在宣战以后的十天之内，当总理未能说服赫里欧(国民议会的议长，激进社会党员)担任外交部长之后，自己就兼任了这个职务，此后经常每天在外交部办公四小时。博内留在内阁中，代替马尔尚多任司法部长。与此同时(9月13日)，另有三起更动：里奥、德尔博斯、贝斯分别代替德?夏普德莱恩、泽、尚普蒂埃?德?里贝斯担任了商船、教育、抚恤部长。另外成立了一个军备部，由多特里主持。

尽管协调部长作了种种努力，达拉第的内阁仍然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在任何原则的问题或紧急的事件上(尤其在对外政策上)，这个内阁往往分裂成两个相当稳定不变的阵容：雷诺、芒代尔、萨罗、德尔博斯、康平希、拉?尚布尔、多特里认为，应把同英国密切合作坚决进行战争放在首位，其他一切考虑次之；其余的人，特别是波马雷和德?蒙齐(市政工程)，则拥护肖当的妥协方案或博内的希望，认为通过墨索里尼这个“诚实掮客”的斡旋，可把德国人收买过来。

在坚定的爱国者——后来通称主战派——中间，有两个人是突出的。雷诺这个人，我们将在谈到他于1940年3月组成的政府时较全面地加以研究；至于乔治?芒代尔这位精明强干、体力充沛、见识广博的殖民部长，只要顺便提一下就行了。他原名路易-乔治?罗特希尔德-芒代尔，在“德雷菲斯案件”中初进政界时，决定改姓他**的姓而不姓父亲的姓，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和克列孟梭相处多年，最初是在《震旦报》当记者的时候。后来，在内政部当过一个小差使以后，当克列孟梭在第一任政府时，担任了“特别秘书处主任”。他是1917年的战时内阁的秘书，后来又成为1934年弗朗丹主管的部里的一名属员。

政府在宣战时得到了社会党和以路易?马兰为首的一部分右翼国民共和党员的支持。真正的反对势力(除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以外)来自赖伐尔和他的友人，来自其他某些未参加党派，或是在性格、职业或思想上超越了党派界限的个人。赖伐尔的实际经历，以间接的方法证明了“利器得有巧匠使”这个道理作为施政方针的荒谬性，没有哪个天才的讽刺作家，能够想出一个比这件事更妙的例子。在拉?封丹的许多同胞看来，这个丑小鸭的故事中一定寓有发人深省的意义。他不知怎样长成了一个酷似秃鹫的人物，并且将被要求代表法国，以与德国鹰相颉颃。他十二岁时失去母亲，他想读大学，但这个志向受到父亲的阻挠，只得偷偷地实现，他成了政客和律师(又是一个大富翁)，多次担任部长，三次任内阁总理(并非象他在受审时小心地向高等法院法官说的那样，仅仅两次)：他培养“神志清醒的人们的惶惶不安的心理”[即对**的恐惧]，最后又鼓吹同敌人合作——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学无术，不仅对其他国家的地理、历史之类，甚至对法文的句法(如他在巴黎律师界的同行所知道的)以及法国的法律也愚昧无知。

赖伐尔同亲德的政策真正地发生关系，始于国家社会主义得势之时，当时他受到费尔南?德?布里农伯爵的影响，布里农是法国方面的策动者(与他对等的是奥托?阿贝茨)，在法德委员会的幕后活动，为两国的社会和知识界的修好而努力。到1933年底，赖伐尔已服膺了布里农及其友人的观点，即法国同德国合作对欧洲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从此他就未动摇过。

1936年以后，反对这种亲德政策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国民议会**产党席位的激增。在这个国家里，农民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是耕种自己的土地，自耕农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七除了自己家里人外，不雇用劳工，因此，从表面上看，**在这里发动**的危险性是很小的。但是，在大工业家中有许多人离开乡间虽然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却已经不了解农民，而只是根据他们在自己办的大工厂里所熟悉的那几十万有组织的雇员来判断农民，认为法国(即他们自己)从内部受到了威胁，因而宁愿冒着惊人的风险去同经常来自外界的威胁妥协。然而，对于这种情况，由于“神志清醒的人们惶惶不安的心理”而引起的种种活动该负多少责任，社会党人在终于得势以后仍然空谈理论无所作为又该负多少责任，毕竟是要由一般的法国人而不是由那些从未自愿地尝过“生活的痛苦”的人们来断定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些缺少民族自卫的本能。另外还有一件事看来也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从来不曾有过**发动政变的严重危险，按照任何清醒的估计，都将认为，在1938年4月至1940年6月之间的任何时候(甚至在1938年11月发动总罢工未遂时)，遏制**势力的扩大，远不象防范德国那样具有迫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