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人并没有就这些传闻同柏林的外交部交涉，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丹麦前任外交大臣埃里克?斯卡韦尼乌斯坚信，他能从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伦特-芬克口中套出真话。但是冯?伦特-芬克那时对所提到的进攻似乎毫不知情。4月5日、6日、7日，从萨黑处接到更多的消息。萨黑的情报并没有唤起丹麦当局采取任何行动，只是阿克塞尔亲王因另外有事必须到柏林，不顾萨黑的忧虑，趁机拜会了戈林(但他是无法从戈林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的)。可是丹麦驻柏林公使馆的两个高级官员却自行决定，要引起公众注意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把两个知名而又受到信任的丹麦记者亚科布?克罗尼卡和黑尔格?克努森召到使馆，要求这两个记者向各自的报馆发出“令人焦虑的急电”。于是，在4月5日、7日、8日的《国民日报》和4月6日、8日的《贝林时报》上，出现了震动人心的文章。《国民日报》在第一版上以头号通栏标题登出了它的记者报道的要点。但是，这些警告已经为时过晚，已收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了。

4月8日星期一清晨，冯?伦特-芬克通知莫赫尔，英国在挪威领海布雷。这个消息，连同看到德**舰沿着丹麦海岸北驶和据报德**队从伦茨堡开向丹麦边境的事，在当天上午一起及时报告了内阁。但《国民日报》报馆的又一次警告，说亚科布?克罗尼卡认为德国可能“在两小时以内”采取“行动”，却没有被提到。参谋总部提出要把军队更朝边界调动的要求被置之不理，但是得到了国王的同意，使所有的军队进入战争状态(hφjesteAlarmberedskab)。

下午，冯?伦特-芬克提出了一个他称为“私人的”、非正式的建议。他拜会了蒙克，并要求，鉴于英国布雷造成的严重局势，如果丹麦由于英国行动的结果而受到“影响”，它应“表示谅解”。蒙克拒绝把此事提交其政府，因为他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丹麦的中立要受到侵犯，但如果受到任何侵犯，丹麦肯定将予以反击。甚至可能发生额外征兵的问题。德国公使警告蒙克说，这样做将是最最不幸的，并很可能为柏林方面误解。于是就为冯?伦特-芬克与斯陶宁安排在第二天进行一次会晤。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外国使节的例会上，法国公使正式通知了布雷的事，但英国公使未接到要他发表声明的指示。蒙克要求他们转告法国和英国政府，丹麦政府对侵犯挪威中立的事深为关切。他说，“盟国的行动已大大地危及挪威和瑞典的局势，而丹麦本身现在似乎较少受到直接威胁。”所有的公使显然都与蒙克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丹麦不致立刻有危险。

4月8日傍晚，冯?伦特-芬克催促蒙克答复当天上午向他提出的“问题”。蒙克和莫赫尔都记不起他曾提过什么问题。原来是，德国公使曾提出，英国布雷的后果，可能把丹麦卷进去，希望丹麦对此有正式的答复；他也希望再度得到保证，丹麦不会进一步征兵。于是蒙克立刻为此草拟了一个声明，用电话通知冯?伦特-芬克。他向这位公使保证，一旦遇到任何困难，丹麦政府将“本着历来解决丹麦与德国之间的复杂问题时同样的友好精神，努力予以消除。”

当天深晚，莫赫尔发现萨黑又有一份报告发到部里等着他，报告指出，从施维钠谬德出发的德国舰队可能开往纳尔维克，并警告丹麦政府没有理由乐观。德国对挪威的行动是否对德国有利，德国人自己会决定，不管丹麦政府怎样想法。蒙克和莫赫尔认为这封电报没有特别重要之处，因而未采取行动，尽管这封电报还有附言，说瑞典驻柏林公使推断，德国的计划是“完全或局部占领丹麦和挪威”。

4月9日凌晨4时，冯?伦特-芬克要求在二十分钟之内同丹麦外交大臣在他的家中会面。蒙克报告了首相，斯陶宁又通知了防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冯?伦特-芬克递给德国政府一份照会，宣告德军正在越过边界，在沿岸若干地点登陆。他敦促对方不准丹麦军队抵抗，说这样做只能造成流血，他要求对方立即答复表明丹麦的态度，威胁说德国战斗机马上就要飞到哥本哈根准备攻击。外交大臣抗议这种侵犯丹麦中立的行为，并要求有时间向国王和首相报告。这一点得到了德国公使的让步，但是他强调事情非常紧急。

与此同时，陆军部和海军部已得到报告，说入侵已经开始，并已在哥本哈根本身有登陆情况。凌晨5时刚过，斯陶宁、蒙克和国防大臣暨三军参谋长觐见了国王。他们一致认为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尽管普里奥尔将军(陆军参谋长)极力主张应当继续抵抗下去。可是其余在场的人争论说，这样做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丹麦政府仍然需要与德国政府达成和平解决，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条件就不那么有利了。会议在清晨6时结束，国王同意作出停止抵抗的决定。于是通知冯?伦特-芬克，说已下令防守军队停止战斗。边境的守军曾英勇地进行抵抗，损失了许多人。

在这次会议后，大臣们又碰了一次头，决定在下午召开议会，并邀请反对党参加政府。这个邀请被接受了。

1939年时，除了瑞典之外，挪威是欧洲唯一的从1814年以来享有持续的和平，即享有四个世代多的和平的国家。因此，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时，挪威对自身的防卫毫无准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挪威政府奉行的政策旨在把用于国防的费用和人力控制在最低限度，因为挪威爱好和平的传统具有一种真正的道德上的标准。政府和人民都幻想世界正逐渐变得更加太平，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日益过时。他们幻想，国际间争端的和平解决，已经很好地得到条约的保证，而国际联盟这个国际性的组织也已经成立，它将进一步保证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间的纠纷。因此，在挪威人的心目中，战争的危险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是大大地减少了。不过，对于推行一种能提供更有效的国防的政策，在挪威也不是没有支持者。有两个私人团体，挪威防务协会(NorgesForsvarsforening)和挪威海防协会(ForeningenforNorgesSjφforsvar)就做了大量工作，传播有关防务的知识，唤起民众对此关心；可是它们的会员人数很少。可以说，所有的政党对挪威国防的削弱都负有责任，这是由1927年和1933年的两项立法所造成的，后一项立法的条款并且是在不顾军方激烈而断然反对的情况下执行的。不过，在确定哪一方面应负多少责任时，必须记住，从1927年起，工党就是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它的影响是任何执政的政府所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