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辩论中提到这种防务状况时，一名保守党议员就很自然地要问：“我们国家或任何别的国家从那个声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它是否意味着在1941年我们完全重整好军备以前，就只好让德国去任意胡为了吗？”另一位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思比说：

好多年来，大臣们一直在使我们对于我国防务的真实状况产生严重的错误印象。……听了有些大臣的演说，……你也许会想到大炮和飞机正在象倾盆大雨般地落到他们的身边，多得几乎成了一个使人难以处理的问题。的确，有时人们是会觉得对德国人十分抱歉的。

这里显然是暗指协调防务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1938年10月26日在斯图平顿的一次讲话，他说，现在他们是处于重整军备计划的第三年，“可以公平他说，几乎每一种我们需要用来完善我们防务的武器和装备，都象一股潮水般地正在滚滚而来”。

自从1938年9月令人痛苦的真相暴露以后，人们愈来愈感到这种所谓“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说法要变成现实是不大可能的了，除非对国防需要的供应系统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自从重整军备开始以来，对于设置一个供应部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现在它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支持者。1938年10月21日陆军国务大臣在加的夫发表演说时几乎毫无掩饰地提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布思比称之为“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报纸，它在原则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插手干预工业，只要这是可以避免的”)在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表示赞同。11月10日和17日分别在上院和下院提出了对首相就国王致辞所发表的施政演说的修正案，要求设置一个供应部，但它不能拥有广泛的强制性权力。在11月17日的辩论中，张伯伦(他在11月1日已经告诉下院说，经过考虑他认为，设立一个供应部将弊多利少)坚持认为，赞成设立一个供应部的人并没有能够使他相信，设立这样一个部将会使防务工作获得比以往更快或更好的效果。然而，达夫?库珀在发言中总结了当时的情绪：“我听了每个人的演说后，发现除协调防务大臣的演说外，大家普遍感到一切都不太好，如果供应部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还得有别的改进办法。”

最后，张伯伦在压力下作了让步，同意设置供应部。但是1939年4月20日建立的、8月份开始工作的供应部，只是在这一问题上各种不同观点妥协的产物。这件事和实施征兵一样，表明政府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冲击以后，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它只限于对陆军和民防系统进行供应，至少暂时是如此。3月29日，本土野战军的建制增加了一倍，扩大军需供应已成为紧迫的任务。尽管通过的法案使这个新建机构完全可以扩大为一个有充分职权的供应部，然而原来的供应海军和空军的机构却丝毫没有变动。但即使是这个有点象是被阉割了的、改设的机构，也直到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开始执行工作；而且到了那时它又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是这种混乱在一年或两年以前会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同它在计划和生产都已大大地向前发展了的时候所起的消极作用相比较的话。

法国防务毫无准备的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达拉第来负。自1936年以来，他一直任国防部长，并兼陆军部长；但他避不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而没有这些措施，计划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就永远无法满足。整个工业体制需要改建，整个经济组织需要置于控制之下并予以加强；但若没有一个专门为此而设立的军备部，这一切就都做不到。多年来极力主张设立这样一个部的，不仅有在法国地位相当于丘吉尔的雷诺，甚至还有思想更为消极的甘末林。但是，1938年3月22日在讨论战时组织国民的法案中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时，达拉第断然宣布，发布军队动员令的那一天，他将同意建立这样一个部，但不能在这之前。他宣称，他不打算在和平时期把一个战时经济强加于法国；他也没有为提案报告人的下述议论所动摇：德国直到整个工业已经被动员以后，才开始扩充军队；如果等到战争爆发后再建立一个军备部，那就太迟了。

达拉第与张伯伦不一样，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一直到底。他在战争爆发后十一天(1939年9月14日)才建立了军备部；虽然领导军备部的多特里以极大的努力开始工作，也无法弥补初期延误所造成的损失。期待他去付诸实施的战时生产计划，不是因为要执行早先延误了的大批订货而受到妨碍，就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工厂、机床、原料或技术工人而不得不中途放弃。劳动力是这关键时刻所有问题中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军事动员吸干了工厂的男劳动力，而这时也正是工厂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而且，尽管很早就预先计划好把某些必须保留的专业人员不包括在总动员范围之内，据说在飞机厂工作的大多数专家到动员时仍然被征召走了。由于这个原因，单从陆军中就又不得不召回了十三万人。然而，召走他们时，使工厂生产遭到损失；召回他们则又使军队的士气受到影响。

不过，英国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后成立一个供应部的行动，还是得到了法国的响应。根据在德国人进入布拉格以后没有几天就授与政府的特别权力，法国也成立了一个“生产委员会”。1939年3月20日，分安全、生产和经济三个部分发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这个新的委员会就是根据第二部分的法令建立起来的。它拥有广泛的权力：首先，有权取得和贮备原料，重新装备工厂和指导工人，以便增加生产；其次，为了协调生产，可以决定所需材料类型的先后次序。但是，这个生产委员会隶属于国防部秘书长办公厅，而这位秘书长正是雅科梅，他自1936年以来就是法**事官僚主义实际上的**者，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雅科梅拥有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在1938年1月21日颁布改组国防军事管理体制的法令以后，他更负起了实施整个军备计划的责任，而1938年7月11日的一项法律又将工业动员也置于他的管辖之下。甘末林已被授予和雅科梅共同负责的权力，但是他难得过问一下。由于这些原因，这个新的委员会显然不大可能会带来任何显著的变化。

至于说到国防部的效率，里翁审判中一些将领的证词表明，国防部没有能取得军备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面的协作，其原因若不是因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就是因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双方实际上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也许是因为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达拉第在审判中争辩说，甘末林有种种机会来干预军备定货的实施，而且实际上，他也确实是经常这样做的。但是甘末林在他的回忆录中则抱怨说，由于有意地不准他和三军参谋长参加对于生产和供给问题的一切审议，这样的干预是完全不可能的。不管这场争论的曲直是非如何，也不论甘末林的法定权力地位如何，看来很明显，他参与这些重要事务时是胆小犹豫的。1938年一年，他都在(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极力要求达拉第采取措施以增加生产和分配更多的防务经费。但是到了这年年底，他自己也只好相信，没有再去催促的必要了。

但是，在对各国营军火工厂作了一系列的调查以后，1938年10月25日向议会的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开工不足的情况极为严重；东部地区各钢铁厂的开工率只达到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四十；由于缺乏原料，这些工厂，总的来说，每周开工不可能超过四十小时。不久以后，工业总监不得不管告总理说，1939年1月以后，法国工厂将被政府定单所塞满，新的定单已无法列入生产计划，除非到时候把一部分手头的工作停下来。从1935年起，历届法国政府部一心想把军火生产限制在国营工厂的生产能力范围之内，虽然防务的需要已增加了成百倍，但丝毫也不去设法扩大生产能力。在重整军备开始时就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法国工厂的设备已破旧不堪，没有作过充分的更新。企业家们不愿给予合作，以增加投资来扩建他们的工厂并使之现代化，因为他们唯恐社会会变动，更不要说害怕**和被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