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大使们又一次见到莫洛托夫时，莫洛托夫立即强烈抗议巴特勒的讲话。西兹试图替巴特勒辩解，他说巴特勒一定是认为，重要的是不要使波罗的海各国产生疑虑，或给予敌意的宣传以可乘之机。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平息莫洛托夫的怒气。西兹报告说，在这次会谈中莫洛托夫成了“另一个人”，这位大使觉得谈判遇到了“严重挫折”。因此，这次会谈在寻找一个双方都同意的间接侵略定义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是并不出人意外的。次日，当哈利法克斯在上院发表演说时，他也只能说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此时，在签订一项军事协定的时间问题上，两个西方政府迫于俄国人的压力，已经作了让步。因而只剩下间接侵略的定义这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至少已使这三个大国在总参谋部人员会谈开始之前不可能草签一项政治协定的条款了。

那时作出的关于军事协定的谈判应立即开始的决定，也是经伦敦和巴黎再三考虑研究后才得出的。正如我们已知道的，缔结一项军事协定是5月15日莫洛托夫向西兹提到的三基本要点中的第…。6月2日俄国的建议中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即载明三国同意彼此互相给予的援助的“方法、方式和范围”的一项军事协定，应与公约本身同时生效。然而，在6月间谈判初开始时，英法政府就希望它们能够说服苏联政府撤回这一要求。它们反对这个建议的主要原因是，军事协定的谈判必然会进展缓慢，而它们则极其不愿意将签订一项政治协定的时间拖延到三国总参谋部能够在军事条款上达成协议的时候。当然，它们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这在斯特朗7月20日给外交部的一封信中略有提到：“的确，这是非常奇怪的，在我们还不能确实断定它将成为我们的盟国之前，就要我们去同苏联政府谈军事秘密问题。”然而，在有些问题上莫洛托夫的死缠住不放战术证明是很成功的，而这就是其中之一。大使们的争辩毫无用处。的确，随着双方之间的分歧在谈判中逐渐减少，军事协定的问题也越来越被苏联政府看成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如果不能确实保证它将得到西方的实质性援助，它是不会承担任何新的义务的。

1938年已经结束，1939年业已开始，但俄国的内部形势却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变化。尽管经过清洗，193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的草案是在1939年1月30日公布的。它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使国家在经济上、技术上独立自主和使国家的防务坚不可摧。因此，重点是摆在生产资料方面而不是消费品方面。在老的工业中心(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等地)，不再发展新的工业；新的工业将向东面，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更遥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那里要发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工业区。具有早期计划特色的大型工厂的建设将要停下来；中等规模的和小型的工厂将得到发展；整个工业生产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规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其中重工业生产将以百分之十五点二的速度增长。机器制造和化学、电气工业产量的增加将超过一倍；重金属冶炼、造船、载重汽车、采煤和石油的产量都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以便形成紧急储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规定到1942年时应为百分之六十五，生产成本与1937年相比要降低百分之十一(这两项是**国家工业利润的指标)。1938-1942年期间的投资，工业方面是一千零三十三亿卢布(生产资料为八百六十八亿卢布，消费资料为一百六十五亿卢布)；交通运输方面为三百五十八亿卢布；农业方面为一百零五亿卢布。

相形之下，普通人的个人福利强调得很不够。在整个期间，消费按人口计算每人可望增长百分之一点七。不过，在此期间普及中等教育可望实现。

在上述计划中有两点是十分清楚的。一，计划优先考虑的是国防和重整军备；二，为了完成这项计划，苏联应争取做到在1942年前不被卷入战争。

1939年初，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和重整军备，将国防工业委员会分成四个委员会：M?卡冈诺维奇(前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领导下的航空工业委员会；造船工业委员会；军火工业委员会；武器装备工业委员会。重工业委员会分成：L?卡冈诺维奇(前重工业人民委员)领导下的燃料工业委员会；电气工业委员会；黑色冶金工业委员会；化学工业委员会；建筑材料工业委员会。

2月23日，苏联武装力量全体成员(包括内务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单位的成员)向“人民、苏维埃祖国和工农政府”宣誓效忠，并且每人都在新效忠书上签名。红军采取这种性质的宣誓还是第一次。同一天，海军委员会人民委员在《真理报》上一篇文章中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建立一支庞大的远洋舰队。

显然，苏联此刻已经在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第一个重大事件——虽然人们当时尚未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是第十八次党代会上就苏联国内外形势所作的演说。在回顾国内形势时，斯大林对苏联在经济上所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他提到(在他的公开言论中这是第一次)对叛国罪的审判，并宣称由于清除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这一小撮间谍、杀人凶手和破坏分子——他们对外国奴颜婢膝，在每一个外国官老爷面前奴气十足，匍伏跪拜，甘愿为他充当间谍”——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为削弱了。他就**的清洗(当时有一百六十万党员，这个数字比1934年上次代表大会时少了二十七万)和从党的队伍中清除“那些偶然混进来的、死气沉沉的、有野心的和公开敌对的分子”的情况，作了说明。他解释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国家机器，包括陆军、海军和政治警察，必须继续存在，以确保国家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

讲到国际关系时，他公开谴责了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因为其目的是诱使德国把侵略矛头转向苏联。他说最近关于苏维埃乌克兰的一片“喧嚣”便是明证：胡说什么德国人正向乌克兰进军，他们已经控制了喀尔巴阡乌克兰，他们马上就要侵入和并吞苏维埃乌克兰，等等。他说，这种挑拨的目的是要毒化气氛，引起苏联同德国之间毫无来由的冲突。他谴责了“侵略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但是他甚至更加强烈地谴责了那些忍气吞声宁愿向侵略者的要求让步的“非侵略国”。他声称，苏联的政策必须是既谨慎而又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