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想想也是，在苦难与悲情中的百姓，自然会被白莲教“结社”、“兄弟帮扶”所吸引。

毕竟白莲教不分贫富、姓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乃至于“男女杂处”。

他们生活在黑暗之中，自然追寻光明。

想要瓦解白莲教，就需要让大明朝廷的光芒照射在百姓身上，否则，他们将永远站在暗中，或顺从于朝廷，或顺从于白莲，或顺从于道、佛！

茹瑺谢过杨重九，看了看黄家大门，对一旁的杨溥道：“既然我们来了，就凭吊下老人。”

杨溥点了答应。

茹瑺打算“撞门丧”，并不是出于礼貌问题，毕竟黄家死的人不是官员，还轮不到茹瑺这种高官来哭两嗓子。

在这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对民间丧俗的调查。

茹瑺此番进入山西，绝不只是负有监察移民一项使命，还有访查民间，了解民情的使命。

在其他时代，丧俗的问题多不会引起朝廷高官的注意，毕竟底层有底层的搞法，一般也不会违禁。

但明代初期是不一样的，根子还是出在元朝身上。

元朝嘛，蒙古族建立的朝代，作为一群游牧民族，“收继婚”自然也带到了中原，父亲挂了，娶了母亲（非生母），兄弟妻，那也不是不可以娶的……这种“乱-伦”，极度违背儒家传统礼法的事，经常出现于元朝。

高官贵族如此，上行下效，自然也就影响到了民间。

即便是在洪武时期，这种“收继婚”在汉族地区，也并非是完全杜绝的。

朱元璋针对这些问题，设置了一系列的丧葬礼仪。

纵观整个古代，丧葬仪式却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都分为丧、葬、祭这三个方面，包含初终、小检、大检、成服、葬、卒哭、小祥、大祥、禪这些基本步骤，改变的内容，往往只是细节。

相对于其他朝代，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明代丧制最大的一个特征，竟然是“平等”。

没错，在极度严苛、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在死这件事上，明代却有着“平等”的“闪光点”。

朱元璋规定，父母一视同仁，诸子也一视同仁。

即无论是死了父亲还是死了母亲，都需要一视同仁，亲生儿子需要服丧三年，非亲生儿子服丧一年。

这种规定是有着积极性的，以孝立国，推崇孝道，这在古代是人性之本。

毕竟“忠孝”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所谓的“举孝廉”，就把孝放在最前面，还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等。

不过，这个规定也可能害死人。

比如某举人考了几十年，终于中了进士，已经五十多岁了，好不容易当官坐堂，还没喝几口茶，母亲去世了，伤心欲绝，给朝廷报告一声，然后回家奔丧，守孝三年。

三年过了，可以回来继续当自己的官了，老熟人都已经升迁了，自己还是小小办事员。那就接着熬资历，这眼看着熬出头，升官当了侍郎，突然之间，父亲大人又走了。

没办法，只好回家奔丧，再次守孝三年。

等到三年之后，自己都已经六十好几，身体大不如从前，老眼昏花，回到朝廷还没几天，就因为错别字挨批，贬官而去……

这在元代与之前的一些朝代中，父亲去世了还是守孝三年的，但对于母亲去世，很多时候只需要守孝一年。

朱元璋的丧制革新，提升了“母亲”的地位，相应的“庶子”地位也得到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还是有着一定的平等思想，他选择朱允炆作为接班人，而不是选择朱允熥，或许也有着这种思维在其中。

茹瑺、杨溥进入黄家，也免不了掩下双眼，低声哭上两声，喊两句“黄老人家，你怎么就死了呢……”

黄甸是百姓，只能用死。

按照朝廷规定，“皇帝”死称“崩”，“公侯、贵戚、世袭爵”死称“薨”，“大臣”死称“卒”，“士”死称“不禄”，“庶人”死称“死”。

在明朝，配得上死的，也只有百姓了，什么官员都不配称死。

所以如果在明代有人骂某位官员“死老头子”的时候，很可能不是打情骂俏，而是骂他不配当官，只配当个下等的百姓……

待宾客散去时，茹瑺、杨溥却留了下来。

黄祥原本想要让人打发几人离开，不要打扰你自己守灵，可下人去了几次都赶不走，黄祥只好安排安排黄亮守灵，带着黄矩去见茹瑺。

茹瑺也清楚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是不适合谈论“公事”，但自己时间不多，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忻州，只好违背常情。

“黄某谢过几位，只不过老爷子离去不久，我等为人子孙，还需灵堂尽孝，无法招待，还请谅解……”

黄祥言语冰冷，只差指着茹瑺的鼻子大骂，我们不招待，你咋还不走，要点脸不？

茹瑺面对这点攻击自是无所谓，朝廷里混久了，脸皮厚实多了，只平静地问道：“我听闻忻州衙门拿走了你们的煤矿山，还强制迁移你们至北直隶，这些事可都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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