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山下，正气浩然。</p>

先帝初定金陵之时，即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建都南京，重建校舍于鸡鸣山下，改学为监，故称国子监。</p>

自洪武二十五年，先帝下令撤销凤阳中都国子监，其师生悉数并入南京国子监，自此这座大明最高学府学生已增加到八千多名，规模达到鼎盛时期。</p>

先帝改朝换代建立大明之后，从朝廷到地方各级机构需要大量的新官僚去填充，而后又屡兴大狱，胡案、空印案、郭桓案等，把大大小小的官员几乎杀了个一干二净，科举又被停罢十年之久，即便是靠三年一次的科举是远远不够供应朝廷对官员的需求，故而国子监监生们也就在洪武朝大走官运。</p>

光是洪武十九年这一年，竟有千余名监生走马上任，去填补因为郭桓案杀掉数万人之后遗留下来的空缺，甚至一出校门就当上了从二品的布政使，运道之好令人咂舌。</p>

不过等到新帝即位，改元建文，监生们的离谱官运也就就此到头，朝廷选拔贤才更多依靠科举大考，实打实地从独木桥上走这一遭，才能步入仕途。</p>

不过今岁会试的成绩却并不理想，榜上有名的国子监生寥寥无几，诸如陈?、尹昌隆、刘仕谔等官宦子弟，是不屑于入国子监的。</p>

一来国子监校规严苛到了极致，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他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根本忍受不了；二来刘仕谔等人家中自有底蕴，根本无需前往国子监求学，加之建文新政的推行，新政尤重科举，国子监的仕途影响力大幅度下降，这就导致官宦子弟再无挤进去的必要。</p>

如此一来，随着国子监的规模越来越大，民生数目越来越多，官生反而越来越少，到了建文二年，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学生中，官生只有四名，国子监已成为培养民生当官的学校了。</p>

毕竟也只有家境贫寒的寒酸士子，才能一边忍受国子监严苛到变态的规章制度，一边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师资力量发愤图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进学修德。</p>

但，当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之时，失望低落之后，便是无穷无尽的怒火!</p>

任伯安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国子监监生，是从府、州、县秀才中挑选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读书人。</p>

每年朝廷会从府学之中挑选三人，州学每两年挑选两人，县学每年选一人，从中择其天资淳厚、学问有成且二十岁以上者入国子监，成为岁贡贡生，这是国子监最常见的“招生方式”之一。</p>

任伯安家境清贫，且天资淳厚，所谓“淳厚”而非“聪颖”，即是比之一般人聪明上那么一点，加上笔耕不辍地用心苦读，这才得以脱颖而出，通过这种方式成功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学府。</p>

这个醉心功名利禄的贫寒士子，本以为进入国子监后，自己便能飞黄腾达，只需等待一个机会，便能如同那些师兄一般走马上任，得到官身。</p>

但是这个机会，一等便是整整八年!</p>

从先帝等到了新帝，从洪武等到了建文，这八年来算上恩科在内，他参加了整整三次会试，却是一直名落孙山，与进士无缘。</p>

会试放榜之后，任伯安茫然不解地寻到一处水池，准备结束自己这可悲凄苦的一生。</p>

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却始终一事无成，甚至尚未婚配，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该如何去面对尚在家中耕田种地的老父老母？</p>

难道还要再坚持下去吗？</p>

惶恐，愤怒，不安，绝望……种种情绪交织在心田，令任伯安彻底绝了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离开这个令人作呕的世界。</p>

正当此时，一群国子监生路过，充满愤怒的声音传入了耳中。</p>

“你们听说了吗？此次会试上榜之人，竟无一人是北方士子，真是亘古未见!”</p>

“不对啊，不是说那会试前三均是北方士子吗？”</p>

“咳咳……我可是听说了，那三名北方士子，曾入太子宫求学!”</p>

“啊？什么？朝廷怎可如此行事!真是岂有此理!”</p>

“我等寒窗苦读数十载，朝廷置我等于何地？置科举公正于何地？”</p>

“噤声!你们不要命了？若是被司业监承听了去，你们这小命还要不要了……”</p>

“我等贫寒子弟，难道真无出头之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