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不相瞒，稚存兄的事，我确实也曾向皇上进言，只是，当时皇上并无其他言语。想来还是成亲王亲自劝阻，皇上才宽恕了稚存兄吧？”阮元笑道，说着，也把当日劝谏嘉庆，希望他饶恕洪亮吉之事给孙星衍说了。只是后面永瑆与嘉庆的对话，当年的万寿寺之约，自己却是不知，因此只说起永瑆也进过宫，其他便未言及。

可孙星衍听着，却又是无比激动，待阮元言毕，他当即站起，向阮元作揖拜道：“伯元，稚存兄与我是同乡，自我少年之时，便与他多番交往，后来入幕、为官，也从来都是过命的交情。既然伯元也曾为皇上进言，那稚存兄得以不死，也自然有你的恩情才是。这样说来，稚存兄这份情，也该我为他报恩，才对得起这二十余年的相交之谊。伯元，既然里堂说你幕中现下尚缺幕僚相佐，我闲居守制，也终是无事可做。我食朝廷俸禄，自当勤于国事，眼下浙江内忧外患，正是我竭诚献力之际。伯元，若你确实幕中乏人，我愿意与你同赴杭州，全力相助于你！”

阮元听着，也是又惊又喜，其实当焦循与他说起孙星衍时，他也就有了招孙星衍入幕的想法，可想起孙星衍早自己两年入仕，终是前辈，不敢贸然提议让他入幕，生怕伤了二人情分。焦循对孙星衍言及入幕之事时，自己心中也和焦循一样不安。可自己却未曾想到，铲除和珅、维护洪亮吉，本就是天下有志之士所愿，自己在京中这些作为，又怎能不让孙星衍振奋鼓舞？是以聘孙星衍入幕，其实在此时不仅不再是难事，反倒是顺理成章了。

激动之余，阮元也连忙回揖而拜，道：“渊如兄，你一番心意，我确实心领了，可渊如兄毕竟先我入仕，才行也从来在我之上。我怎能因皇上恩遇，官职偶然比渊如兄高了些，就让渊如兄为我佐幕，行主宾之礼呢？”

“伯元这是什么话？是何人规定，先入仕之人，就不能为后入仕之人做幕友了？眼下我在家守制，却是无官无职，入仕先后，又有何区别？伯元切莫谦辞，只说你眼下是否需我办事就好。”孙星衍从来是诚信之人，这时自然也不会收回先前之言。

“伯元，渊如兄，我倒是有个想法。”这次是焦循主动站出来为二人打圆场，道：“眼下伯元不愿渊如兄为宾，渊如兄也想着到杭州去，为杭州之事尽些心力，那在下正有个折中之策。伯元先前在杭州督学，深知浙江学子，才学甲于天下，伯元多方拔擢，也寻了不少实才出来。可伯元督学之际，却始终有些遗憾，杭州是人文渊薮之地，书院也多，这本该是好事。可眼下各个书院，所讲学者，却大半只限于八股词章，考学应举之事。这样下来，即便有些学子心向实学，在这般功利的书院里，又能有多少进益啊？所以伯元也一直想着，在杭州新建一座书院，那里不讲八股，而是不拘一格，广纳士人，经术、史事、算学、天文地理、训诂文辞，都应该有人主讲其间，凡有所学，皆可成才，这样天下之间，学子才能心向实学，最终有益于天下之事啊。渊如兄讲学常州、无锡之间，难道就没有这个想法吗？”孙星衍平日精于学术，对此自然多有了解，当即点了点头。

焦循又道：“既然如此，这书院兴建，最关键的一步，尚不在房舍之精、屋宇之便。当下最紧要的，乃是实心向学的主讲之人。只有主讲之人通经术、多实践，才能让两浙学子，得以进益。渊如兄经术一道，《尚书》已是独步海内，又兼京中曾任刑部，直省得任道员，实行之事，当然也不在话下。所以在下有个不情之请，就请渊如兄来做这书院主讲，渊如兄看来如何？这样伯元与渊如兄并无名义上的主宾之别，而渊如兄主讲之余，自然也可以在浙省要务上，对伯元有所帮助，正是一举两得之事！却不知，渊如兄意下如何？”

孙星衍听了，自然也是大喜，道：“正和我意！伯元，如此一来，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这讲学之事，本来就是我心中所愿，眼下守制之余，能为你这书院略尽绵薄之力，正是我治学一生，所应做的事啊？至于刑律、水利方面，伯元，我知道你以前没有做过这些事，若是我有了闲暇，你也只管找我，这样你那什么主宾之别的心思，也该收起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