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下层官兵会这么做，并非是没有原因的，同样也并非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在丹东，驻守在那里的国防军一时之间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也不奇怪，军官特事局在朝鲜境内有着不少的间谍，其中的一些甚至混入了日本朝鲜方面军的上层，然而特事局在朝鲜方面军的间谍大多都是些参谋一类的职务，至少在国防部和特事局看来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的了解日本在朝鲜的部署和动态。

若是能让这部分人混到高位上，日军在朝鲜的部署甚至可以说是对于国防军来说再无秘密可言。

至于下面的军官，则相对的关注要少一些，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只是那些日本人似乎也很清楚保密的重要性，所以发动的非常突然，结果就是尽管在串联的过程中有些间谍获悉了消息，也没能及时的把消息发出去，更无法及时的将消息传给丹东方面——————这些间谍都是要先于上线联系，而后由上线转交给特事局总部，再由总部转给国防部，而后再由国防部转给丹东方面的，相对比较繁琐。

当然，倒也不能繁琐，毕竟这个时代可没有什么手机啊，或者是电脑一类的东西，想要把情报交出去，只能通过一些较为原始的方式。

如果是在平时，这当然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一般的军事部署时间总是很长的，有些时候甚至一两个月的时间也未必够用。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够让间谍从容的将情报传给总部，而后再由总部传给国防部及下面的部队了。

谁想到日本却是突然的来了这么一下子，让人有些措手不及，一时之间中朝边境几乎乱了套。由于日军的行动过于突然，丹东更是差点让日军给打下来，而与此同时，位于中朝边境线上的其他日军部队，也因为这一原因。而变得蠢蠢欲动了起来。那些原本注意着巴黎和会的目光，也因为这突然燃起的战火而转移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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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从山东战役之后，中日两国之间便矛盾重重。

不过两国之间毕竟还没有宣战，而且外交上的矛盾，除非刻意而为，不然未必会对经济交流产生什么影响，这点上后世的苏联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哪怕当时的华约和北约之间的关系再怎么差。西欧依然是苏联在冷战时期的主要石油输出国，为此苏联还赚到了不少钱，尤其是在几次石油危机的时候，同样，苏联也从西方国家进口了海量的粮食等。

由此可见，有些时候国与国之间恶劣的关系。未必会影响到经济上的联系。

如今的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和日本之间就是如此。东北拥有着日本人急需的钢铁和煤炭，这些完全可以卖给日本人，并以此赚取利润然后重新投资到东北的工业上来。

事实上，尽管只是发展了不几年的时间，然而东北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几个工业区之一，并且在未来可以预计。东北将会成为国内最大的一个工业区。因为这里的条件对于工业发展而言实在是得天独厚，这个时代所需的钢铁、煤炭乃至石油资源都可以在东北找到，其甚至还有非常不错的‘黑土地’确保了粮食的产量以及质量，而像黑土地这样的存在哪怕是全世界都是很罕见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日本还不是敌国，但彼此的关系毕竟很差，所以国内也有人对向日本出售钢铁和煤炭等物资有些意见，认为这是在帮助日本人…

后来还是经过严绍的劝说。最后才通过的。

而严绍拿出来的理由也很简单。“我们不卖，难不成美国人就不卖了？难不成英国人就不卖了？既然日本人从哪里都买得到，那到不如由我们来卖。不要光看到敌人从中得到的好处，更要从我们得到的好处，如果敌人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一，而我们得到的是二，是三。那这笔买卖就是值得做的！”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哪怕敌人得到了些好处，只要我们得到的好处更多，那么这笔买卖就值得做。因为这样意味着中国对日本的优势将会是拉大。而不是缩减的。

何况不向日本卖，难不成日本就不能向美国购买了…

这些资源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有，仅仅只是成本的问题罢了。

至少在哪个时候，严绍更关心的是国内的就业问题，是工业的发展问题，至于日本人从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什么的，这个严绍还真不怎么关心。

而也就是这种态度，促进了东北与朝鲜之间的商业贸易。丹东，这个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也因为这种贸易而变得繁荣起来，甚至可以说是东北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不过中日两国之间毕竟有很深的矛盾，如果像后世那样，彼此之间隔着一条海洋，那似乎也没什么。和实际上彼此之间仅仅只是隔着一条并不是很宽敞的江，那就有些麻烦了，何况上面还有一座对中国和日本双方都很重要的桥梁，彼此又都有军队在上面驻守。

于是，一系列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就像前面说的，因为这些矛盾，中日双方的官兵经常会在鸭绿江大桥上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斗殴。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甚至达到了两百余人的地步，结果弄得大桥交通被中断，两地的商业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不过总的来说，在这些摩擦当中，国防军方面还是比较占便宜的。毕竟体格上的优势太明显了，又不像前世的军队那样，部队官兵经常会被饿的骨瘦如柴，走路的时候风大了些，都会担心会不会被风给吹没了。

虽说为了能在类似的冲突当中占据一些上风，双方的部队长官一边处罚（褒奖）着冲突部队的军官，一边又让部队官兵加紧训练这方面的作战技能。像是日本人就从国内找来了一些如空手道、剑道一类的人，专门负责训练驻防大桥的官兵。

但中国方面也不甘示弱，像前面说的，如今的中国是市场经济。任何事物都需要在竞争当中求生存。即便是那些已经有了许多年历史的门派或是武馆也是一样，如果不表现出一些给顾客看，怎么可能会有弟子上门？难不成要靠打广告？

………到也有那么一些武馆选择了这么做，但这个时代的人毕竟还是比较实在的，不拿一些真功夫出来显然也没法服众，所以最后还是要真刀真枪的去干。

当然，踢馆肯定是不行。而且也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毕竟这类事情对地方治安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弄不好的话，很容易发展成数十上百人的聚众斗殴——————考虑到如今的中国还是一个宗族影响很大的社会，即便是发展到上千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若是纵容这一事态的发展，即便是发展到上万人的规模也绝非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的民间力量很强。乡村的宗族和个人拥有大量武器。早在国社政府成立之前的1912年，就有一家报纸报道了一则新闻。

当时在南海县麻奢乡的‘土豪’陈鹭亭‘私购无烟枪百余枝、机关枪二枝’。(注：《陈凤江不得了》，《民生日报》(广州)1912年8月17日。)

除此之外，还有1912年5月花县三华店乡与毕村大械斗，双方‘用大炮轰击’，军政府出动军队700人制止械斗，收缴了数千支枪。(注：《花县械斗之续报》、《有枪数千无怪乎烂斗矣》。《民生日报》1912年5月18、21日。)

同样，在历史上的1923年9月，番禺县龙眼洞与长湴(今均属广州市白云区)两地民众械斗，军队前往围捕止斗，当场缴获子弹万余颗。(注：《禁止械斗》，《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27日。)

还是历史上的1926年初，清远县琶江发生宗族械斗，“各操步枪万余”。(注：《清远琶江发生械斗惨剧》。《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1日。)

同年在台山县官窦乡伍族内部又发生械斗，军警到该乡止斗，“双方均被缴去步枪百余杆，另大炮十余尊”。同年新会县荷塘容、李两姓械斗，李姓一方使用了大炮，容姓方面有“小轮四艘”、机关枪数十支。(注：《新会荷塘容李械斗惨状》，《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4月28日。)

1926年底公布的《查验人民自卫枪炮章程》提到的广东的民间枪炮分为四等：甲等包括“各种管退炮、各种架退炮、各种药包炮、各种水旱风机关枪、各种轻手机关枪、各种机关炮”。乙等包括“各种五响步马枪(属于无烟枪范围以内者)、驳壳手枪、碌架手枪、左轮手枪、曼利夏枪、曲尺手枪、金山擘飞针手枪、其他各种新式手枪、千斤以上重量大炮”。丙等包括“洋造鸟枪、毛瑟枪、村田枪、黎意枪、云啫坚地利枪、马的利枪、士乃打枪、来福粤枪、们拔兰枪、其他各种逼码针枪、五百斤以上重量大炮”。丁等包括“大喼长枪、大喼抬枪、大口扒枪、六响拗兰手枪、金山擘明制手枪、五响打心手枪、土造大喼手枪、土造鸟枪、五百斤重量以下大炮、土造单响枪”。

想想看。仅仅只是某个村落或者是某个宗族，再或者是某个县内的某两个姓氏之间的争斗，居然就能用上机关枪，甚至就连大炮都用上来了。若是不对地方上的治安进行严格管理。往后再想管理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事实上，如果不是觉得条件还不成熟，严绍甚至打算从地方上收缴枪支——————只是这些枪毕竟是百姓通过正规渠道买的，甚至还有政府下发的枪证，而且这个时代一杆枪的价格可不便宜，就这么一句话就把枪支给收缴了，很容易会引起一些问题，而在政府打算在西伯利亚及中亚站稳脚跟的这一时期，内部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即便是这样，严绍依旧打算好好的控制一下国内的枪支泛滥问题。

和后世那个经历过‘破四旧’的时代不同，如今依旧是宗族社会。宗族的势力非常强大，暂且不提这种存在是否合理。但是当两个宗族产生矛盾的时候，你就别指望规模会小了。

而如果双方都拥有大量的军械，甚至是包括了机关枪和火炮这样的武器后，问题可就不是一般二般了…

事实上在国社政府成立之后，最让地方政府头疼的有些时候并非是那些占山为王的山贼和土匪，恰恰就是这些地方上的宗族势力。

中国那么大。国内的宗族势力又那么多，每个月都会发生不少类似的矛盾，使其对地方上的治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万幸的是，这时的国社政府不像后世的政府和个空架子似的，对地方的控制还算比较强力，眼下局势还控制得住。而且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城市化的加速，这种情况也渐渐得到了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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