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一家企业想要发展，一是高层的管理、创新与销售，二是基层的效率，成品率与质量，这样，一家企业则会有良好的前景……”

“大约是这样吧，不过高层管理不仅是管理，还包括决策与定位，其中定位乃是这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环。比如说宜乐公司，它的定位就是代工，绒德克的定位，就是我手中十几个大ip所带来的衍生品价值，因此追求全面，各个方面的玩具都在研发，推于市场。然而其他的玩具公司若是像它们这么做，说不定弄不清楚主次，反而让公司产生了混乱。简单的，就像学生考大学，先分文理科，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定位。我在中学在班上还对其他学生说过一句话，你们到了考场，一定要冷静，然后先将会做的先行做出来，将这些分数先行抢到手，再做疑难的，再做不会做的。这也是一个定位。其他的企业不必完全仿佼宜乐，也仿佼不来，各个企业有各个企业的长处，有他们的短处，不可能完全一样地去经营。找出自己的长处，最大限度发挥它，避开自己的短处，这就是一家企业合理的定位。有了定位，才有了策划与决策，才有了管理与营销。”

李默一口气说完。

大约自己这段话传了出去，引起魔都政府高层的重视。毕竟魔都有也许多效益不好的企业，它们还都是国企，市政府想不管都不行，文书记才问了一问。

文书记思考了一下，又问：“你为什么从日本进口丝绸？”

虽然说这是人家的经营，可不是在糟蹋外汇吗？

李默早料到的，只要日本的丝绸运过来，上面必然会派人询问。

他将实际情况说了说。

“中国丝绸差？”

“看吧，最好的丝绸无疑是在日本，因为日本将资本向外转移，可能现在巴西丝绸也渐渐追上来了，中国的高端丝绸只与韩国差不多，但要比印度强一点。宜丽公司要生产高档服饰，只好选择了日本丝绸。而且短时间内，是休想用国产丝绸代替了，我不说别的，就说丝绸印花，我国依然用原始落后的工艺印染，但人家已经使用了电陶喷墨喷头技术。可我又让人打听了一下，即便是普通的喷头，我国也没有能力生产出来。只要稍稍先进的技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皆大的怕人。”

“触目惊心……”

“也无妨，我对中国人的勤奋与智慧一向能看好，主要是国家得找到国家的定位。农研委主任王泰山问我农民致富的良策，我说了一句，就这么一点可怜的地，一半还是贫瘠的土地，养活着这么多农民，将土地变出花，农民也富不了。其实也不要闭门造车地想，翻翻史书就知道了。”

“翻史书？”

“看宋朝，最高收入达到了一亿八千多万，这个数量有贯，斤、石、匹、两等，折合起来，大约在一亿五千万贯左右，正常一个国家，税务与gdp的比大约在1：7到1：8之间，考虑到古代税务制度不完善，又有许多免税户，宋朝大约在1：15和1：20左右，也就是宋朝的gdp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亿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亿人民币，但人口整少了十几倍。”

也就是国家折腾到现在，也无限地将中国古代丑化，动不动封建时代多悲催，可是人均gdp还达不到人家的一半，甚至还不及人家的三分之一。

文书记边上的中年人也听出来了，他说：“不会吧。”

“不是我说的，你们随我来，”李默将他们带到书记，将宋史的食货志翻将出来，又翻出其他一些史料，一条条地对比着，至少宋朝一贯已经相当于现在购买力的五十块钱了，甚至还要多一点。不能以粮食计算，茶叶、盐、金银铜铁、布绢、猪牛羊，得将这些一起综合在一起，才是一贯真正的价值。

“相比于北宋，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比北宋更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宋朝重视工商业，在这一亿八千多万中，两税所占的比例不过五千万，其中除了一匹绢价值高一点，余下的则是石与束，一石米价格在产米地不过三四百文钱，一石米不足两百文钱，一束草不过十几文钱。摊在老百姓身上，一个农民不过交了二十块钱的农业税。也就是现在我国的农民不及宋朝收入高，交的农业税还高了好几倍。”

“为什么古代有农民造反起义？”

“说得好，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我将它分为三个群体，一是国家，二是权贵，三是普通人。宋朝虽然富，富的只是哪些权贵，普通人依然很贫困。权贵越有钱越免税，平民百姓越没钱，越摊派税务。宋朝的两税实际不多，可问题是还有各个官吏的变法苛剥，加上产量又少，于是在重压之下，有农民造反起义了。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就是想办法将权贵的利益拿出来，分于国家与平民百姓身上，因此遭到权贵强烈的反对，又因为执行不好，平民百姓也受到伤害，导致变法失败。也因为宋朝自始至终重视国家的收入，赈灾济贫做得及时，即便有造反起义，规模也没有大起来，官兵轻易地就镇压下去。但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各种商税，宅税，几大榷，王安石变法中的坊场河渡，以及朝廷的官办作坊坑矿，市舶司的收入，也就是宋朝近五分之四的收入是来自工商业。”

工业落后，商业不发达，国家如何能富得起来？

“可是我们国家很安定啊。”

“为什么留学生出国后，一大半跑掉了？”李默反问一句，他不会刻意评价前几十年的情况，也不能评价。

道理就是民不患贫而患寡不均，大家一起穷，国家又封闭起来，不让百姓认识到外面世界有多发达多先进，所以大家就像关在一个大井里的青蛙一般，以为生活就这样，所以一个个安份守己了。

但这样封闭，早晚得出大问题。

李默也猜出这个人的身份，大约是秘书，不然他不会插言，也不会问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放开的话，弄不好也成了古代，反反复复。”文书记沉吟道。

“没有想的那么可怕，若那样，美国都不会如此发达了。放开没有关系，主要做到尽量地公平，所有企业商业一起在公平的纳税，国家再用这些税务对平民百姓施以种种福利，自然就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矛盾发生。这一条，美国的一些政策就是最好的借鉴。以史为鉴，有人评价朱元璋，说朱元璋杀了很多人，实际上他杀的多是贪官污吏，对老百姓一直很不错的。他真正犯下的错误，不是杀了多少官员，而是没有替明朝制订完美的税务制度，实际明朝也富，远比清朝富得多。但因为财富更加不良化，这才导致了李自成起义，国家走向灭亡。”

文书记脸色郑重。

其实上面也知道这样继续下去肯定不行了，有的人想迅速放开，有的人则认为不能完全照搬资本主义那一套，有的人则认为我们吃了很多苦，几乎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做子女的享一点福利算什么，有的人则认为我们必须要带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精神。

各方意见在冲突着，所以才有了后年那场闹剧，之所以说它是闹剧，可能有人用心是好的，但有没有想过，国家不安定，如何能好得起来？

但李默用宋朝的收入对比……可能对他父亲来说，只是惊疑，对文书记来说，这冲击太大了。敢情闹了几十年，竟然还达不到宋朝人均收入的一半，要知道宋朝是什么情况？技术落后，产量落后，一亩地一年收成只有两百来斤的年代。

然而李默也没有再说，其实说了这些，以他的身份，说得很多了。

他也不敢继续这个可怕的话题，于是将话头扭转回来，问：“李默，只要能合理的定位，企业就能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