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朱由校在工业展上，高级的要展。低级的也不丢。对外掠夺的利益，都是用在国家建设上，把民资大量排除在多外掠夺利益的门槛外。

并且通过宏观调控的模式，让内部百姓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将财富和地位分配给那些愿意吃苦上进的人，那些不愿意上进的群体，反正国家只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

中国人本身就擅长竞争，不像海外异族那样好吃懒做，又不擅竞争。华人在世界各地能混得开，就是因为擅长竞争。肯努力，能吃苦。

而一潭死水的国家，就是因为内部竞争出现了问题，有本事的上不去。辛勤劳动的人挣扎在温饱的问题上，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这个国家就出问题了。

反之，一个国家的人们不用怎么工作，就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整个社会的懒惰风气不断滋长。这样的国家也会出问题。

如今朱由校搞的宏观调控，就是搞好财富分配，让那些付出汗水的百姓能够收获到劳动果实。

工人待遇是要提高的，但必须付出相对应的劳动时间和工作量。

此时新政地区的工人待遇经过宏观调控，每个月的工钱已经调整到了5元左右，而工作量比较大的码头、工地工人，一个月的工钱则达到了8元以上。

工人待遇的提高，顿时在北方新政各省加快了城镇化度。大量农民愿意转变为工人，并出让自己的土地。

圈地运动的度开始加快，国有农业公司在银行贷款的支撑下，开始大量圈地，并建设农业生产设施。

至于民资农业公司，此时已经有不少陷入了债务危机，因为扩张得太快，导致欠了银行一屁股债，要是还不起钱就要破产，资产就会被银行收走，然后进行拍卖处理。但是在这个掐死了贷款的情况下，还有几个民资企业会出较高的价钱购买这些农业公司的资产？

最后无非就是被国有农业公司买走这些资产，从而完成农业公司之间的土地兼并。

在对民资进行收割的时候，国企就开始挥出保就业的功能了，不像二战前美国财团的收割活动，造成了数千万美国人民失业，上千万人被饿得皮包骨。

同时改革的深入，也切断了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输送脐带。处于社会中上层的阶级，日子变得不是那么安逸了，像过去那样坐在家里不用做事就能弄到钱的生活，也逐渐远去。

另一方面，没有勋位的商人在婚嫁、生活中的规格限制，也让社会风气稳定了一些。浮华的社会风气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各省司法部门也在天启十二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司法网络，治安系统也遍布新政各省各乡镇地区。

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快上升，达到了大明开国以来最强的阶段。官场整顿则是这些年一直持续的动作，不断补充新血液、淘汰不作为官员，惩治贪污官员的风气越来越严。

汉皇党展迅，因为吸收了大量的新血液，已经成为了新政地区绝对的政治主导力量。

上到封疆大吏，下到基层公务员，到处都是汉皇党的身影。

传统的政治党派正在快瓦解，什么东林党、齐楚浙党，如今在朝堂上已经不见踪影，不是被收编到了汉皇党，就是被排挤了出去。

汉皇党制定的新的游戏规则，要想加入游戏，必须遵守这个规则。这个风暴正在向地方蔓延。

汉皇党开始大肆排斥、打压异己，天启十二年新政各省官员出现了较大的变动，那些不属于汉皇党阵营的官员纷纷落马、辞官。过去那些官员，没几个底子是干净的。

有些说是底子干净的，实际上都是商人阶级出身，而在改革之后，经商不能为官，这群官员已经被先踢出了官场。剩下那些没有商业背景的官员，除了少数真正清廉的官员，真没几个底子是干净的。

于是在外人看来，天启十二年的反腐风暴极为猛烈，大批官员因为被查出了贪腐，过去的那些陈年旧事被扒了出来。实际上这些官员都是非汉皇党的官员，要么是能力太渣，要么就是理念不同。

政治理念的不同，代表的利益阶级不同，是造成党争的根本原因。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只有把另一派彻底打倒。

政治，向来就是争权夺利。

以朱由校为的汉皇党，在天启十二年全面露出了獠牙，在新政各省官场攻城略地，大肆排除异己。

那些加入汉皇党的官员，也有被查出贪腐的，但比较少。会被查贪腐的，都是那些加入汉皇党之后还搞贪污的，被查出来之后，连带那些陈年旧事也一样被扒出来算账。

如果加入汉皇党之后不再继续乱搞，朱由校基本上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前那些不干净的底子就当没看见。

就好像是诏安土匪一样，以前杀人放火不追究了。但诏安之后还敢到处杀人放火，按就是大罪了。

朱由校在亲征蒙古之前，需要完成新政地区的中央集权。所以汉皇党加快了清理官场的度。

党内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但这种不同的声音是在党内规章制度里走的。汉皇党相当与是给那些官员制定了大原则，类似于一家公司的规章制度，朱由校则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不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的员工，自然是要裁撤掉的。

为了中央集权，天启十二年的新政官场，正在进行一场大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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