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部门同时拥有监督权和执法权将会导致权柄过重，要是公正廉明倒是一件好事，比如处理事务的效率会非常快，但要是腐化之后可就要无比的糟糕。

御史府在几乎历朝历代都存在，大概是从有宋一朝才去掉执法权只有监督权，两宋是将执法权交到了大理寺这个部门。

目前汉国的执法部门有御史府、廷尉署和各地的衙门，职权上面只是在面对的阶级有区别，比如贵族、官员、百姓上面的区分，其余的权力没有不同，都能执行监督、取证、办案、判刑这一系列能决人生死的公务。

汉国创建仅是五年，还处于开拓期，开国的君臣暂时还没有腐化……或者说是腐化到一定程度，再来是尽管分出派别却倾轧现象不火热，倒是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以权柄为党争工具的事情。

桑虞当然能够发现自己被君王所疏远，他知道是因为什么，却不认为自己做错。

事实上，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又是站在何等的角度，思想上就会有存在什么偏见，例如世家就是要站在世家这一边，成了世家领袖理所当然也要为世家谋福利，要真的大公无私才是真正的不合格。

屁股坐在哪，为哪的人干什么活，小到持家，再则持族，大到治国，利益当然是要划拉到自己这一边，要说有什么错的话就只在于主次关系出现了颠倒，比如身为国之重臣窃取国家利益到自己的家族，或是私人在集体干活却摸东西回自己的家，简单的说就是公私不分的贪渎之罪。

到目前为止，桑虞都不认为自己身为世家领袖顾着世家集团的利益有什么错，但他分清楚了公私的主次问题。他后来一直在思考，世家怎么发展，又怎么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是在发展中与国家的利益契合。

本来桑虞是想不到自己觉得完美的方案，刘彦将西南半岛划为“冒险乐园”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思想大门。

以家族形式地向外开拓，于开拓中付出再获得利益，符合有所劳有所得的理念，再则是自己得到利益国家也有好处，是一种看上去几乎完美的共生利益。

认为看明白了的桑虞不再消沉，是想要重拾君王对自己的信任，那就应该有拿得出手的治国策略。

御使大夫看着位高权重，可也就只有监督和处置触犯律法的百官职权，无法对内政和战争指手画脚，桑虞只能绞尽脑汁地思索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改良。

“也就是说，大汉应当将监督权与执法权分开来，有专门监督的部门和执法的部门？”刘彦没有掩饰脸上的惊讶：“子深……为什么会想到这个？”

刘彦是后世而来的人，哪怕不是学律法出身，但因为后世接触信息简单，有些信息哪怕是不想学也会时常看到，虽说不是专精但至少不会陌生。

其实后世的很多国家，其中就包括天1朝，很多部门是集监督与执法为一身，但宣判权却是被独立出去，只是律法规定是那么一回事，能不能真的遵循规章制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纪昌仔细回忆了一下，似乎汉国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大或者轰动的渎职行为，甚至可以说官员犯事也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身为御使大夫的桑虞却丢出这么一个重磅的改革议题，纪昌几乎一瞬间就猜出桑虞是想要干什么了。

刘彦其实也是在回忆近期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思索下来并不觉得有什么事情能够引出桑虞来谈改革。他却不像纪昌想那么多，以君王的立场作为出发点，自然是希望国家的律法体系越是健全越好。

“臣只是未雨绸缪罢了。”桑虞开心啊，刘彦已经很久没有直接称呼他的表字。他觉得自己这一步走对了：“大汉秉持以法治国理念，秦法过于苛刻，大汉一直在改良律法。律法可以改良，执法部门自然也能改良。臣以为，不如一步到位。”

刘彦也没有掩饰喜悦，含笑问：“那子深可有章程？”

“臣有初步思虑，还需王上斧正。”桑虞越加觉得自己在这一件事情上的正确性，不止可以挽回君臣情谊，或许还能将名声流传于后世万代，越是这样就越谨慎，说道：“类如御史府，可在府衙之内划出几个所属部门，如转诸监督、掌执法、检索取证、主持宣判。或对国体进行改革，分所属职权专门设立的监督、执法、取证和宣判之府、署。”

刘彦当然是倾向于后面那个提议，要是前面那个只是内部的分权，实际上该部门的主官还是一手全抓。

有鉴于天1朝的一种普遍现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然后是不管哪只手都随便乱伸，导致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现象，要是能够从根本上来进行制约，那当然是再好不过。

纪昌在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插话了，再则说起来丞相府有权插手一切内政事务，说道：“大汉目前有御史府和廷尉署，御使大夫是要针对这两个部门进行改变？”

说起来，桑虞其实还是要先和纪昌这个丞相至少是通通气，不应该是直接捅到君王这里。纪昌理应是表达出不满，属于合情合理。

“仅是初步探讨……”桑虞自然知道自己理亏，往大了说还是蔑视丞相。他不与纪昌事先沟通，其实还是内心有怨言，只以为上一次之所以被警告有纪昌搬弄是非的嫌疑。他不得不补充一句：“若有所作为必然是要汇报于丞相。”

刘彦现在的关注点不在于丞相与御使大夫的龌蹉，径直对桑虞说：“子深细细道来。”

桑虞显然是有做过很深的思考，对于微小改革与大动作改变提出自己的见解，但又不表现出倾向于哪个，很谨慎地表达出一切取决于君王的意志。

在隋唐初期的时候，御使大夫所属就开始从拥有执法权转变到只有风言奏事的权力，到了两宋才算是真正地以国策方式确定下来，不过得说的是两宋的御史一般就是个副职，但凡是位高权重的官员都会有一个御史的头衔。而宋朝官员一般情况下是身负多职，实权官以及一系列头衔多到吓人，一般情况下除了实权官之外，另外的官职只是领俸禄的附属品。

御史完全靠嘴巴吃饭是到了有明一朝，鉴于儒文化发展到明朝已经差不多烂到底，御史其实已经失去了本来的职责，变成博取名声的工具，甚至是演变成党争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