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一句话叫“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他们只是将人们对成为官员的渴望用文字表达出来。

实际上，自古以来有才能的人总是希望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赏识，那么就造成一种现象，无论是学什么都想要参与到国家的治理阶层之中。

真的不单单是儒家才希望紧紧抱住统治者的大腿，论节操最低实际上是法家。

说法家在统治者面前没有节操并不是贬义词，律法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统治者的利益，大体来说律法被创造出来就是用来限制别人，可在限制的过程中能够使社会存在次序。

统治者就是领头羊，而有一种很著名的“领头羊的效应”，也就是说只有一名“至高者”其实有利于社会稳定。所以任何国家都只有一名最高领导人，而不是多个。

要说律法对权贵无用，那是历朝历代……永远都会存在的现象，可律法的存在还是保证了普通人的利益，没有律法的存在普通人其实才会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再是虚设，绝对要比完全没有法律好上很多。

刘彦当然渴望推广教育，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正视，那就是不能只用来教育人们读书之后去做官，教育理应是方方面面，做到用于生活。

学习知识要的方法有许多，可以是精神领域的洗礼，儒家最为擅长的就是这一点，按照现代的归类来讲，儒家作为哲学是很强大的学问，用来在道德和思想上的熏陶也是极好，唯一不好的就是哲学家千万别去当官。

目前的儒家并不是鲁派独大，几个学派都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儒生也还不像明代不识五谷。

现在的儒生，包括鲁儒对礼、乐、射、御、书、数是每样都要抓、每样都要硬，要认真算起来的话，儒生在现如今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精英阶层。而儒家的君子六艺，其实是从周室为官的基本要求中继承过来。

周王朝是一个分封的国家，那个时候的国家的周边环境并不安全，能够为官的基本要求就一定要是贵族（或子嗣），也就是先看血统再择才能。

贵族是自人聚居之后就存在的阶层，早期就是那些带领族群进行开拓的阶层，像是三皇五帝就是类似的阶层。一直是到周室东迁之前，贵族绝对不是贬义的存在，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来自于保护民众，为族裔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责任所带来的就是应有的福利，比如社会地位或是生活质量。

每一个阶层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腐化过程，一直是持续到根据血缘关系来继承先辈的权柄成为规则，光靠“我爹是谁”就能得到不属于自己努力的东西，就为权力的腐化埋下伏笔。

每一代的开拓者总是显得睿智和能干，他们属于“开拓型”的那一群人。开拓型的贵族并不能是什么都不懂的蠢货，本身也要有足够的武力值，那么怎么来培养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事项。

《周礼保氏》中明确指出了培养精英的方法和方式，既是“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个就是所说的“通五经和贯六艺”中的“六艺”。

在周室想要做官，任何官员都需要进行考核，还是那种多少年就有一次的考核，考核的内容就是六艺，并需要六艺样样精通，但绝对不能是什么都不懂，还区分出差劲、合格、优异的几个等级。

像是很多朝代那样，一个王朝的衰败总是从内部开始，周室的衰败就是从考核官员上面开始。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有几代君王的荒唐（比如烽火戏诸侯的那位），也有东迁之后周室王族的实力损失。

中央压不住地方，实力上不足以震慑封臣，主弱臣强的后果就是诸侯不将周王族当回事，那么就是周王室想要继续执行官员考核，那些诸侯再接受来自中央的罢免和重新任命吗？

一直是到孔子创建儒家，那已经是到了“礼崩乐坏”的年代。所谓的“礼崩乐坏”含义挺多，首先指的就是周王室无法再驱使诸侯，周王室也无法对诸侯任免官职有任何话语权，很多传统逐渐被瓦解，其中就包括对官员的考核这一项。

到春秋时期，六艺逐渐演变成为贵族家庭用来教育后代的核心内容。孔子要求儒生必须学习六艺，实际上是将希望用培养贵族的方式来培养儒生，他的这个做法被当时的贵族所排斥，更没少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嘲笑。

“若是真要推广教育，无需人人‘六艺’皆精。”刘彦从不觉得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全才：“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更专精于什么，那就往那个方向着重培养。光是学习六艺亦是不足，知识来自生活，也应该用于生活。”

“是啊，善于打战的人，只要识字，看得懂兵书，不需要能够对诗和赋贯通，亦不需要能够作诗、唱赋。”吕议只知道自己的建议有戏就行，一副难掩其兴奋的模样。他只要刘彦不反悔，那刘彦说什么都是对的，也就不断点着头，说道：“不光要学，还要会用，知行合一乃是基础。”

纪昌眼睛一亮，重重地点头：“是该知行合一。”

刘彦怎么觉得“知行合一”这个词有点熟？努力想了一小会，才算是回忆过来。

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这个是由有明一朝的思想家王守仁所提出来的。即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