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意越来越多了，我的生活状况也一天比一天优裕了，因为我的报纸利润丰厚，有一段时期它是本州和邻近各州惟一的报纸。我的经历再次证明这句格言：“获得第一桶金后，赚第二桶就轻而易举”，资本会自己增值的。

在卡莱罗纳州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后，我大受鼓舞，在其他州也尝试着这样做，并且提升一些做的好的工人，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让他们按卡莱罗纳州的合作模式在其他殖民地建立印刷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做的很成功，且在６年的合同期满后能从我这里购买铅字继续经营，许多的家庭因此也过得还好。许多合作关系最后都在争吵中结束，我很庆幸我的合作都在友善的氛围中进行，结局也很令人欣慰。我想这应归功于我的未雨绸缪，事先签订合同，在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说明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这样发生争执的情况就很少了。因此，我想劝所有合伙创业的人都采取这种方式来预防争执，因为不管当初合作时双方多么尊敬，多么信任，日后也免不了小小的猜忌和抱怨，以及在照料业务和承担事物方面所产生的不平等之感等等，这样很容易引起友谊和合作关系的破裂，甚至发展到对薄公堂等其他不愉快的境地。

总体上来说，我对我在宾西法尼亚建立的一切事业感到还算满意，不过，有两件事我觉得比较遗憾，那就是：这里没有安全防务，也没有一所教育青年的高等学府；没有民兵队，也没有大学。因此，1734年我就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有一个彼得斯牧师正失业，我就想当然他会是管理这样一所学校的适当人选，所以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想替地主服务，赚大钱，而且成功地谋到了一个这样的职位，所以他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当时想不出其他适合这个职位的人选，所以就把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下来了。第二年，也就是1744年，我提议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为此还写了篇论文，将来我的文集出版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它。

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跟大不列颠打了几年仗，最后法国终于也参加到西班牙那边去了，这使得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我们的州长托马斯曾经不辞辛劳地试图说服在教会控制下的州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和制定一些保障本州的安全措施，但是他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因此我就设法试着从民间征募义勇军。为了推进这件事，我首先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平凡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指出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形，指出为了我们的州防，我们必须征兵和训练军队，并且相约在几天之内组建义勇军，广泛征求队员来加强国防。这本小册子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异的效果，有人向我提交要加入义勇军的志愿书，我跟几个朋友商定了一个志愿书草样后，就在前面提过的大教堂里召开了一个市民会议。教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我预先印好了入队志愿书，在教堂各处也预备了笔墨。我向他们做了一些关于国防讲话，读了志愿书上的项目并加以解释，之后就把它们分发出去，大家便在志愿书上踊跃签名，一点反对的意思都没有。

散会以后，志愿书收了上来，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有一千两百张以上。另外还有分发到其他各地去的志愿书，这样加起来大概有10000张以上。这些人尽速地自备枪械，自己编队，自选长官，每周集合一次，进行体力训练和其他的军事训练。妇女们自发捐献丝绸军旗，并在上面绣上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格言，这些图案和格言是我提供的。

组成费城联队的各团军官推举我做他们的团长，考虑到我对这个位置的不合适就拒绝了他们的盛情，之后我推荐了劳伦斯，一个非常棒，且相当有影响力的人！军官们就采纳了我的意见，请他做他们的长官。接着我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装配大炮。资金迅速地凑足了，炮台也不日完工，墙垛是用原木做成的，里面填上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尊旧大炮，光这几尊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就写信到英国去订购，同时向私人军火商求援，当然我们对此也没抱有太多的希望。

同时，我和劳伦斯将军、威廉·艾伦先生、亚布拉罕·泰勒先生被派到纽约向克林顿州长借几尊大炮。他一开始坚决地拒绝了我们，后来按照当地的风俗，我们宴请了他和他的顾问班子，在餐桌上几杯烈性的白葡萄酒下肚后他的态度逐步地软化下来了，他说愿意借给我们６尊。接着满饮几杯后，他把数目增至10尊，最后他十分优厚地答应让给我们1８尊。他借给我们的是质地上乘的可以发射1８磅的重磅大炮，还包括坚固的炮架。没过多久，我们便把它们运回来装在我们的炮台上。在战争期间，联合部队每夜在炮台上放哨守望，我跟其他队员像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

我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现受到了州长和他参议会的嘉许和欢迎，他们对我相当信任，总向我咨询有关有益于军团训练的措施。为了在宗教上得到支持，我建议他宣布一个斋戒日，以促进军队的改良和祈求上帝对我们所进行的事业的祝福。他们很拥护这一主张，但是因为在宾西法尼亚历史上没有举行过斋戒日，所以秘书找不到前例可循，不知道应该怎样起草这个文告。我在新英格兰求过学，在那里每年都会举行一个斋戒日，因此这点好处可以利用一下。因此，我就按那的传统格式起草一篇文告，译成德文，用德英两种文字印刷出来，向全州公布。这也就给各教派的牧师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鼓励他们的信徒们参加联合军队，假如不是因为战事很快地结束了的话，也许除了教友会以外的各个教派都会积极地参加联合军队呢！

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说，我早就应该提下面这件事了。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壁炉”，冷空气在进入的过程中就被烘热了，因而这种壁炉能够更好地使房间变暖同时还可节省燃料。后来我就制造了一个模型送给我的一个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他开了一家铁匠铺，他发现制造这种壁炉的铁板会有丰厚的利润，因为买这种壁炉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推广销路，我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新发明的宾西法尼亚壁炉说明书：本文特别说明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较其他的取暖方法的优点，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壁炉的议论》。这本小册子发行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托马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介绍的这种壁炉的结构，他甚至提议在若干年后给我专利权，但是我不想取得专利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心里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也该乐于让别人享用我们的发明，并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世人。

但是，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里窃取了许多东西，并把它改成自己的东西，只是在我的基础上做了些小小的变动，这些改动使得壁炉的效力降低了，他就在伦敦获得了专利，据说，他因此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别人从我的发明当中剽窃专利权已不仅限于这一个例子了，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会获得成功，但我从不愿跟他们争讼，因为我自己无意利用专利权来获利，我也不喜欢争吵。这种壁炉的推行，不管是在宾西法尼亚或在附近的殖民地，都给人们节约了大量的燃料。

战争结束了，因此军事训练的工作也结束了，我的精力就转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来了。我的第一步计划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个计划，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社团的会员；第二步是编写和发表一本小册子，叫做《有关宾西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我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些地位的人，过了些时候我认为他们都已经看过这本小册子了，因而在思想上都有些准备了，我就为开办和维持这所学院开始募捐。捐款在５年内分５次缴纳，这种分期缴款的办法，我认为可以使得认捐数目大一些。事实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于５000磅。

在这些计划的前言中，我指出它的出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许多爱国绅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照我做事的一贯作风我不愿把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公布出去。

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了21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查官法兰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也请好了，我记得学校就在那一年（1749年）开学了。

学院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时我们正物色一块位置适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突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须稍稍修改，就可以用，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们出资修建的大教堂。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校舍。

过了些时候，学院理事会从州长那领得了一张执照，组成了一个社团，从英国寄来了大量的捐款，地主们也捐了土地，州议会到现在为此也捐献了不少资金，理事会的基金多了起来，现在的费城大学就这样成立了。我从开始一直是其中的一个理事，到现在快40年了。看到许多青年在这所大学里受到教育，能够以卓越的才能显名扬姓，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摆脱了私人业务的经营，当时我自认为已经获得了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很有限，但足够使我在未来的一生中获得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哲理的探讨和欢度晚年。我从思朋斯博士那里购买了他全部的仪器，他是从英国到美洲来讲学的，我很快着手做电学的实验。但是公众却认为我是个悠闲人，因而就抓住我来做事，政府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效劳。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做市参议员；全体人民又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我特别乐意担任州议员这个职位，因为我厌倦了孤坐一旁听别人辩论的处境了。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不能参加辩论，而这些辩论又是多么的枯燥无味，我不得不在纸上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来解闷。而做了州议员就不同了，我认为在这个职位上我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如果说我对这些荣誉无动于衷的话未免有点虚伪，这些社会地位对我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确实感到很光荣，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自发称赞，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钓誉得来的。

治安法官我试着做了一下，出了几次庭，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这个工作仅凭我那点肤浅的习惯法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渐渐避开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务。每年我都当选州议会，连任10年之久。我从不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在做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17５1年，我的一个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说这个计划是我想出来的，但是这确实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一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样的计划在美洲尚属首创，人们还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