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ManwiththeScar[1]

我最初注意到他就是因为那条伤疤，又粗又红，像一弯新月，从耳朵挂到下颚。我在想这不知是军刀还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但那次受伤必定非同小可。那是一张胖胖的圆脸，一副好脾气的样子，所以伤疤更显得突兀。他的五官也不引人注意，表情都很单纯，但人倒是个粗壮有力的大个子，放在一起颇不相称。身上总是一件非常破旧的灰色西服，卡其衬衫，头戴一顶破烂的阔边帽；我没有见他穿过别的衣服。总之是个远远谈不上干净的人。以前在危地马拉城的皇宫大酒店，每天到了喝鸡尾酒的时候[2]，他都会悠闲地四下走动，向客人兜售彩票。如果这是他的生计，那他一定过得很凄凉，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谁买过；不过有时倒看到别人会请他喝酒——他从来不会拒绝。他在酒桌间穿梭时，有种左右摇摆的步态，就好像这是一个经常会走远路的人；每到一桌都会停下，微笑着报出自己要卖的号码，要是没有人睬他，就保持微笑到下一桌去。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其实都有些喝晕了。

有一天傍晚，我跟一个熟人站在吧台边喝酒（皇宫大酒店的干马提尼是一流的），一只脚搁在吧台下的横杆上，这时带伤疤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又拿出他的彩票供我选择，我到危地马拉城之后，这大概是第二十回了，我还是摇了摇头。但我的这位酒友很和气地跟他点头。

“你好吗[3]，最近如何呀？”

“还行吧，生意就不怎么好了，但总算没有更糟吧。”

“将军你喝点什么？”

“来杯白兰地。”

他一口把酒闷了，将杯子放回到吧台上。他朝我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

“谢谢。再见。”

接着他就一个转身，把彩票出示给站在我们旁边的一个人。

“你这位朋友是谁？”我问道。“脸上那条伤疤还挺吓人的。”

“添了条伤疤没有变更好看，是吧？他是从尼加拉瓜来的一个逃亡者。的确是个暴徒不假，是个土匪，但人也不算坏；我时不时地就给他几个比索。他之前是个领导革命的将军，要不是最后弹药不够，应该已经推翻政府，当上战争部长了，而不是在危地马拉卖彩票。当时他被抓住，一起被抓的还有几个他的所谓幕僚，被带到军事法庭审判；你也知道，那种国家像这样的事都很草率，然后他就被判了死刑，第二天一早枪决。我想他当时被抓就该知道自己是什么结局了。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几个人关在一起，一共五个，于是就打扑克打发时间，用火柴当筹码。他说他手气从来没有这么差过；他们打的是不用整副牌的‘双J开局’[4]，但他从来都拿不到好牌，打了一宿，赢钱不会超过五六次。每次买了一堆筹码转眼就没了。等到士兵天亮的时候来牢房提犯人去行刑，他输掉的火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辈子都用不完。

“他们被带到监狱的天井里，让他们肩并肩靠墙站着，对面就是行刑队。当时进程停了下来，我们这位朋友问管事的人，到底还在磨蹭什么。长官说，政府军的将军想来看一看，所以他们在等。

“‘那应该有工夫让我再抽根烟了，’我们的朋友说道。‘那人总是迟到。’

“可烟刚点着，将军就到了——顺便说一句，就是圣伊格纳西奥，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带着他的副官进了天井。正常的过场全走了一遍，圣伊格纳西奥问那些死刑犯在行刑前还有什么愿望。五个人之中有四个人摇了摇头，但我们这位朋友说话了。

“‘我有，我想跟我妻子道别。’

“‘好的，’政府军将军说道，‘这个要求我不反对。她人在哪里？’

“‘她等在监狱门口。’

“‘这么说来，拖延起来也不会超过五分钟。’

“‘连五分钟都不用，将军先生。’我们的朋友说道。

“‘先把他带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