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1 / 2)

 TheDream[1]

1917年八月,因为工作我要从纽约赶往彼得格勒,出于安全考虑,我还得到指示要从符拉迪沃斯托克[2]中转。我是早上下的飞机,虽然一日无事,我也没让自己太过无聊。我大概记得,那天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要晚上九点出发,于是独自在火车站的餐厅里吃饭。里面客人很多,和我同桌的人形象颇为有趣。他是个俄国人,个子挺高,但壮实得不可思议,因为肚子太大,座位摆得离桌子很远。和身材相比,他的手偏小,盖满了一圈圈的肥肉。黑色的长发很是稀疏,小心地从头顶横着梳过来遮住了秃顶。一张灰黄色的大脸刮得很干净,再配上巨大的双下巴,会给人一种有伤风化的裸露感。在这一大块肥肉上,那个小小的鼻子就像摁了颗滑稽的纽扣,黑色的眼睛虽然有神却也不大。不过他的嘴又大又红润,透露着欲望。他身上那件黑色的西服还算合身,虽然不能说破旧,但的确邋遢,就像是自打做好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熨过、刷过。

餐厅服务很差,要让服务生注意到你几乎不可能。我们很快就聊了起来。这个俄国人的英语流畅、明白,虽然口音明显,但听起来并不吃力。他问了不少问题都关于我和我的行程,因为那时所从事职业的关系,我答得颇为小心——故作坦陈,其实加了不少伪装。我说自己是个记者。他问我是否写小说,我坦白说工作之余的确会写一点,于是他就聊起了几个比较近的俄国小说家。他谈得很聪明,显然受过不错的教育。

这时候我们终于说服了服务生端来一碗卷心菜汤,我的这位新相识从兜里掏出一小瓶伏特加,请我同饮。不知道是因为伏特加,还是他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健谈,他变得很热情,说了不少自己的事情,虽然我并没有问。他似乎出身贵族,职业是律师,而且是个激进分子。不见容于当权者,常年在国外,现在正要返乡。因为工作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作短暂停留,但一周之内会启程前往莫斯科,他说如果我也到那里去的话,很愿意再见到我。

“你结婚了吗?”他问我。

我不明白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但还是告诉他我结婚了。他轻轻叹了口气。

“我妻子去世了,”他说,“她从瑞士来的,土生土长的日内瓦人。她是个非常有修养的女子,能说无可挑剔的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当然,法语是她的母语。她的俄语比普通的外国人也好上不少,基本听不出什么口音。”

一个服务生端了满满一托盘的菜,正经过的时候被他喊住,问下一道菜还要等多久——我当时几乎不会任何俄语,所以是猜的。服务生很快地喊了一句,大概是要我们放宽心之类的话,匆匆又往前去了;我的朋友又叹了口气。

“革命之后,餐厅的服务一塌糊涂。”

他点着了第二十根烟,而我看着手表,担心上车之前能否正经地吃上一餐。

“我的妻子很了不起,”他继续道,“彼得格勒有些学校是给贵族的女儿开的,她就在其中最好的一家教语言。我们一起生活有很多年都关系融洽之极,可是她天生妒忌心重,又不凑巧爱我爱得发疯。”

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忍住没笑。他是我见过最丑的人之一。有些脸色红润、开朗活泼的胖子的确有他们的魅力,但眼前这阴郁的一团肥肉实在让人厌恶。

“我也不用骗你说自己是个忠诚的丈夫。她嫁给我的时候就不年轻了,我们又做了十年夫妻。她身材瘦小,气色很差,说话又刻薄。她这个女人常因为占有欲而发脾气,除了她,我不可以对任何人有一丁点好感。她不但妒忌我认识的其他女人,也妒忌我的朋友、我的猫,和我的书。有一回我不在,她把我的一件大衣送走了,就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别的大衣。但我这个人很随和的。我不否认跟她在一起有些无趣,但我把她又急又凶的脾气当成天灾,就像坏天气或者感冒头晕一样,不会想到要反抗它。她对我有什么指责,只要有可能我就矢口否认,一旦没办法了,我就耸耸肩,抽根香烟。

“她总要跟我闹腾,但对我是没有影响的。我就过我自己的日子。有时候,我的确疑惑她这到底是强烈的爱呢,还是强烈的恨。似乎爱与恨有点难分彼此。

“要不是那天晚上发生的怪事,说不定我们两个就一路走到底了。当时我被她一声凄厉的尖叫吓醒,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做了个可怕的噩梦;她梦见我要把她杀了。当时我们住在一幢大房子的顶楼,螺旋形楼梯中间的楼梯井挺宽敞。在她那个梦里,我们走到顶楼的时候,我一把抓住她,正要把她从扶手上扔下去。这下去就是六层楼,最底下是石头地板,必死无疑。

“她吓得魂不守舍的。我尽力安抚了她。但第二天,以及接下来的两三天,她反复提起这个梦,我都一笑置之,但也看出来她心里没有放下。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老是想起她这个梦,因为这表明了一件我从来没想到的事情,那就是她以为我恨他,以为我乐得能摆脱她。她当然也知道自己烦死人了,所以在某些时候很显然她曾想到过我并不忌惮置她于死地。人类的心思总是难以捉摸的,有些我们羞于示人的念头却自说自话出现在我们头脑中。我偶尔会希望她跟情人私奔,或者突然没有痛苦地死去,这样我就重获了自由。但即使是这样难以承担的重负,我也从来没想过要自己动手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