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说道，嗓子像被堵住了，声音自己听起来都沙哑而诡异。‘发生了一个意外。你的丈夫受伤了。’

“她长长地倒抽一口凉气，但没有惊叫，倒很奇怪地让我想起绸缎撕裂的声音。

“‘受伤？’

“她腾的一声站起来，转头看着卡特莱特，眼珠都快要瞪出来了。这一瞪在后者身上的效果也很可怖，他往椅背上一靠，脸白得像见了鬼一样。

“‘恐怕……是非常，非常重的伤。’我补了一句。

“我知道自己只能把真相告诉她，而且不能拖延，但我就是说不出口。

“‘他还，’她的嘴唇颤抖得太厉害，所以话都说不清，‘他还——有意识吗？’

“我看着她，一时没有作答。只要不必回答这个问题，要我拿出一千英镑都不在话下。

“‘没有了，应该没有意识了。’

“布朗森太太瞪着我的眼神，好像要直接看看我大脑里有些什么。

“‘他死了吗？’

“我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实情，赶快结束这场对话。

“‘是的，他们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

“布朗森太太瘫倒在椅子中，大哭起来。

“‘我的天啊，’她喃喃地喊着，‘我的天啊。’

“医生的妻子走过来，搂住她；布朗森太太捂着脸前后晃着，哭得歇斯底里。卡特莱特还是一脸死灰，一动不动坐着，张大着嘴瞪着她。你会觉得这个人已经化成了石头。

“‘哦，亲爱的，亲爱的，’医生的妻子说道，‘你要坚强一些啊。’这时她转过来对我说，‘给她拿杯水，然后把哈里找来。’

“哈里就是她丈夫，当时正在打台球。我去了台球房把事情告诉了他。”

“‘喝什么狗屁的水啊，’他说，‘这时候她需要的是一杯白兰地。’

“我们把酒拿过去，强迫她喝下，她激烈的情绪也一点点衰减下去了。几分钟之后，医生的妻子已经可以扶着她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我已经想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首先，卡特莱特已经崩溃了，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对他来说这个意外太骇人了，这也好理解，布朗森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且对他有莫大的恩惠。

“‘老兄，看起来你也得来两口白兰地啊。”我跟他说。

“他努力定了定神。

“‘我被吓到了，你可以想象，’他说，‘我……我没……’他说不下去，就像是心神已经飘走了；他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可怕。卡特莱特取出一盒烟，又掏出火柴，但手太抖了，根本划不着。

“‘好的，给我一杯白兰地。’

“‘伙计。’我朝仆人喊了一声，然后转过来对卡特莱特说：‘我要问你，你现在有办法带布朗森夫人回家吧。’

“‘哦，可以。’他回答。

“‘那就好。医生和我会带一些警察跟着苦力到发现遗体的地方。’

“‘你会把他带回家里吗？’

“‘我觉得最好还是直接送到太平间。’医生说道，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还得检查一次遗体。’

“布朗森太太回来的时候，她的平静程度让我大为惊讶，我把我的建议跟她说了。医生的妻子心地善良，提出陪她回家，并且在布朗森家过夜，但布朗森太太坚决不接受。她说她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医生的妻子还在坚持——你知道有些人看到别人遇上麻烦，会多么毅然决然地要把自己的善意强加给对方——这时布朗森太太几乎是恶狠狠地对她说道：

“‘不用，不用，我只能一个人待着。真的只能一个人待着。另外，西奥反正也在家里。’

“他们上了马车，西奥拉起缰绳，就走了。医生和我随后也出发了，警长和苦力们跟在后面。我已经让我的马夫先去了警局，让他们派两个人到发现尸体的地方。很快我们赶上了布朗森夫人和卡特莱特。

“‘你们没事吧？’我朝他们喊道。

“‘没事。’他回答。

“有很长的一段路我和医生都没有说话；我们也都被深深地震惊了。另外我也有些担忧，因为不管用什么办法我总得找到杀人犯，我当时就明白这并不容易。

“‘你觉得是抢劫团伙吗？’医生最后问道。

“那完全是我当时的猜测。

“‘我觉得这一点疑问都没有，’我答道，‘他们知道他去卡布隆是去取钱的，所以就在回来的路上等着他。他本来就不应该从树林中一个人回来，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一大袋钱在身上。

“‘他多年以来都是如此，’医生说，‘而且其他人也有不少是这么干的。’

“‘我知道。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才能抓到那些杀人犯。’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那两个号称发现他的苦力会跟这案子有关系？’

“‘不会，他们没这胆子。我认为如果是两个中国人，说不定能想出这种把戏来，但我不相信马来人会这么干。他们会先吓死的。当然我们会留意那两个苦力。他们要是突然有钱挥霍起来我们一定能注意到。’

“‘这对布朗森太太来说太糟糕了，’医生说，‘不管什么时候出这种事都很可怕，何况她还怀着孩子……’

“‘这我不知道啊。’我打断他道。

“‘是，不知为何她想要保密，我就一直觉得，这件事上她有些古怪。’

“这时我想起布朗森夫人和医生妻子之间那一小段对话，明白了为什么那位好心的太太这么担心布朗森夫人会过于劳累。

“‘她结婚这么多年了，突然有了孩子倒也不寻常。’

“‘有时候是这样的。不过这也出乎她的预料。一开始她来找我，我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时候，她昏过去了，然后开始哭。我还以为她会高兴得不得了呢。她说布朗森不喜欢孩子，一直对生育这件事很厌恶，然后非要我答应帮她保密，她会慢慢找机会让布朗森知道。’

“我想了一想。

“‘像布朗森这种那么开心、热情的家伙，你还以为他会一心只想要个孩子呢。’

“‘这种事都是很难说的。有些人就是特别自私，不想要这麻烦。’

“‘那么，后来她告诉丈夫之后布朗森什么反应？他难道没有喜出望外？’

“‘我觉得她可能还没有告诉他；虽然也等不了多久了。要么是我完全搞错，否则她应该还有五个月就要临盆了吧。’

“‘可怜的家伙，’我说，‘你知道吗，我有种感觉，要是布朗森知道的话会高兴坏了的。’

“接下来在马车上我们都没说话，到了去卡布隆那条近道从大路分岔的地方。过了一两分钟，警长和两个马来人乘着我的马车也到了。我们取了马车的前灯照路。我让医生的马夫留下看着马，并且关照他等警察来了，就让他们一直沿着小路往前找来。于是两个苦力就举着灯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跟着。这条小道并不算小，至少通得过一辆小马车，大路还没修的时候，卡布隆和阿罗利匹斯之间就靠这条路线往来。脚踩着很坚实，适合行走，路面有些地方被沙子覆盖，可以清晰地看见自行车的车辙。自然是布朗森去卡布隆时留下的。

“我们排成一行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这是我的估算，突然两个苦力尖叫一声，定在当场。眼前这一幕来得太突然，虽然他们一直心里做着准备，依然被吓了一跳。苦力手里的灯并不太亮，暗暗地照出布朗森横躺在道路中间；他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就这样姿势怪异地落在地上。我被惊吓得说不出话来，医生在我看来也是一样。我们虽然不做声，但森林的嘈杂却震耳欲聋，那些讨厌的知了和牛蛙能把死人都吵醒。即使是在平时，夜晚森林的响声也有种诡谲；你觉得那个钟点该是万籁俱寂的，所以听到那种无休无止且又难觅踪迹的喧嚣，你会有种奇异的感觉，心里很不安宁。它会把你包围，让你无处可躲。但在那一晚，你得相信我，那样的声音真是让你惊恐。那个可怜的家伙躺在那里，死了，而森林中焦躁的生命根本不管它，只顾自己凶残地活着。

“尸体的面孔是朝下的。警长和苦力朝我看看，似乎在等命令。我那时还很年轻，大概心里也有点怕。虽然看不到脸，但我毫不怀疑那就是布朗森，又觉得自己职责所在，应该去把尸体翻过来，确认身份。每个人总归都有些怕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对碰尸体特别恐惧。到现在我的确也碰过不少了，但还是或多或少觉得恶心。

“‘这的确就是布朗森。’我说。

“这时医生——天呐，医生那天也在真是我的运气——医生弯下腰，把那人的头转了过来。警长把灯光凑了过去。

“‘我的天呐，他一半脑袋被打没了啊。’我喊了一声。

“‘是的。’

“医生站了起来，挺直身子用路旁树上的叶子擦了擦手。

“‘他完全死了吗？’我问。

“‘哦，自然是死了，应该是中枪之后就没命了。不管枪手是谁，枪口一定离他很近。’

“‘他死了多久了，据你推算？’

“‘哦，难说，几个小时吧。’

“‘如果他是要六点回去打牌的话，那应该五点左右经过这里。’

“‘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医生说。

“‘是，不会有的，他是骑着车被击中的。’我盯着尸体看了一会儿，忍不住想到布朗森那么吵闹的一个人，短短几小时之前还是那么兴高采烈地活着。

“‘你不要忘了他身上本该带着苦力的工资。’医生说。

“‘没忘，我们还得查一下他身上。’

“‘把他翻过来吧？’

“‘等一下，先看一眼周围的地面。’

“我拿过一盏灯，尽量仔细地检查周围地面。他摔倒的地方，沙子上都是混乱的脚印，有我们的，也有苦力找到他的时候留下的。我往前走了几步，很清楚地看到他车轮的痕迹，之前显然骑得又直又稳。我沿着这条轨迹回到尸体的位置，或者说，在还差一点点的地方，看到车辙两侧他那双厚重的靴子留下的清晰的脚印，明显是他停下来，站在地上，然后又重新骑上了车，车轮剧烈地晃动了几下，然后就连人带车倒下了。

“‘我们查一下他的口袋吧。’我说。

“医生和警长把尸体翻了过来，一个苦力把自行车移开了。他们让布朗森面朝上平躺着。据我所知，他应该一些钱是纸钞，一些钱是银币，而银币就该装在一个袋子里，挂在车上；我扫了一眼车子，总之袋子是肯定没有了。纸钞应该会放在皮夹里，厚厚的一大叠。他全身上下我都摸了一遍，但什么也没有；我还把口袋全抽了出来，全是空的，除了一处例外，就是裤子右边的口袋，里面只有一点点零钱。

“‘他一向都带怀表吗？’医生问。

“‘是，他当然会带着怀表了。’

“我记得他平常表链都会穿过外套翻领上的扣眼，而怀表、几个印章还有别的东西都会放在胸前的口袋里，现在表和表链都不见了。

“‘这样一来，真没什么疑问了是吧？’我说。

“事实很清楚，他是被一群知道他身上有钱的劫匪攻击了。他们杀了布朗森之后把他的东西扫了个精光。我突然想起他那些脚印证明了他曾停下来过。我完全能想象当时的情形，他们其中一人找个理由把他拦了下来，正当他要重新出发之时，另一人从身后的森林里钻出来，把两根枪管的子弹打在他脑袋上。

“‘总之，’我跟医生说，‘现在把他们抓住是我的职责了。实话跟你说，我可是很乐意把这帮人送上绞刑架。’

“当然接下来是展开讯问，不过布兰森太太能给出的线索我们之前都已经知道了。布朗森是早上十一点离开木屋的，会在卡布隆吃一顿简单的午餐，然后在五点到六点之间回来。他让妻子不用等他；他会把钱放进保险箱，直接去俱乐部。卡特莱特证实了这些安排。他和布朗森夫人两个人用了午餐，抽了一根烟之后出去射鸽子了。他是五点回来的，可能还要稍早一些，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就去打网球了。他打猎的地方离布朗森遇难的地点并不远，但他并没有听到其他的枪声。这当然不说明什么，知了、牛蛙和森林里其他声音那么嘈杂，要听到枪响那一定得是非常近才行；另外，布朗森被杀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回到家里了。我们查到了布朗森的路线。他先在俱乐部吃了饭，在银行快要关门的时候取了钱，又回到俱乐部喝了杯酒，然后才骑上自行车返程。他是乘渡轮过河的，开船的人记得很清楚，但也很肯定船上没有其他骑了自行车的乘客。这样看来，凶手并没有尾随他，而是早已埋伏好了。他沿着主路骑了几英里，接着就转到了直通他小木屋的那条近道上。

“‘似乎凶手很了解布朗森的习惯，于是他种植园里的劳工自然一下成了怀疑对象。他们每个人我们都查了——查得很仔细，但是没有丝毫线索能把他们与谋杀案牵连起来。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让人信服地说明了自己当时的行踪，即使有几个无法说明的，在我看来也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可以排除嫌疑。阿罗利匹斯的中国人里有几个行为不端的，我也去查了，但我总认为这次不是中国人干的；如果是中国人，我有种感觉他们会用的是左轮手枪而不是猎枪。不管如何，反正那个方向什么也查不到。于是我们悬赏一千英镑，给任何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凶手的人。我想，为公众做件好事的同时还能赚上一笔，这对很多人都是有吸引力的。不过我也知道告密的人怕惹来麻烦，一定先要确认安全，才会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所以我也做好了等待的准备。这个奖金也让我的警员们都来了劲头，我知道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把罪犯绳之以法。在这样的案子里他们能做的其实比我要多。

“但怪就怪在，后来什么都没发生，这个悬赏好像谁都没兴趣。我把网又撒得宽了一些。那条大路边上还有几个小村子，我猜想那些作案之人会不会躲在里面。我见了几个村长，但一无所获。倒不是他们不肯说，我很确定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找了那些村子里一些坏家伙聊了聊，也完全找不到他们与命案有任何牵连。真是连线索的影子都没有。

“‘行啊，小伙子们，’我驾车回阿罗利匹斯的路上自言自语道，‘不着急，反正绞架的绳子一时半会儿还烂不了。’

“那些恶棍夺走的这笔钱并不是小数目，但钱只有花出来才是好东西。我觉得我对当地人的性格还是摸得准的，钱只要一到手里对他们始终就是诱惑。马来人喜欢挥霍，喜欢赌博；中国人也都是赌徒，迟早都会有人突然阔绰起来，这时候我就能找到钱的源头。只要问题提得恰当，我一定能把这家伙吓住，这时候只要我还算称职，就应该能轻松让他全部招供出来。

“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坐下来，等着这一阵查案的热潮过去，让凶犯以为这件事已经被遗忘。这笔不义之财不用会越来越挠心，直到他再也按捺不住。我接下来就照常做我的工作，但时刻保持警惕，终有一天，或迟或早，时机会出现的。

“卡特莱特把布朗森夫人带去了新加坡。布朗森曾经供职的公司问他是否愿意接手布朗森的工作，不过他对此提议有所抵触，这也很合乎情理。于是公司派了另外一个人过去，并表示卡特莱特可以填补那个人留下的空缺。这个空出来的职位就是管理另一个种植园，也就是卡特莱特现在住的地方。他第一时间就搬了过去。四个月之后，奥利芙出生在新加坡，又过了几个月，离布朗森被杀还不到一年，卡特莱特就和布朗森夫人结婚了。我有点吃惊，但细想也只能承认这很顺理成章。命案之后，布朗森夫人很依赖卡特莱特，后者替她打点了一切；而她也一定觉得寂寞，觉得迷茫，而且卡特莱特后来的确表现得跟定海神针一样，我敢说布朗森夫人一定觉得十分感激；而从卡特莱特的角度来说，他一定很同情布朗森夫人；她当时的处境太可怕了，根本无处可去。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他们的结合理由太充分了，而且恐怕对他们双方也都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杀害布朗森的凶手似乎要逍遥法外了，因为我的计划没有奏效；当地所有人的开销都符合他们的收入，要是真有人一直把那笔巨资藏在了地板下面，那他的自制力真不是凡夫俗子。一年之后，以实际情形而言已经没有人想起这回事了。这个人真的如此谨慎，一点钱都不流出来？太不可思议了。我开始觉得这可能是几个流窜的中国人干的，立马就朝新加坡逃了，很难再抓到。最后我就放弃了。后来再想想，这是符合常理的，这种犯罪——抢劫之类的——一般都不太容易抓到嫌疑人，真要被抓到了也是他自己不小心。而激情犯罪或者蓄意报复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查出谁有这个动机。

“失败了整天唉声叹气也没用，我只好告诉自己要理性一些，尽量把整件事放下。没人喜欢输，但我的确输了，也只好装作若无其事。这个时候，我们抓到一个中国人，他要把布朗森的怀表给当了。

“我跟你说过，布朗森的表和表链都被拿走了，当然布朗森夫人也给了我们一个颇为精准的描述。那是一块半猎用表，有金属外层护盖，本森[10]出的。还有一条金链子，三四个印章和一个放硬币的钱袋。那个当铺老板是个聪明人，一看到那块表就认了出来。他想了个理由让中国人等在那里，通知了警察。他们逮捕了中国人，立马就送到我跟前。我见到他就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我一辈子还没有这么高兴见到谁。不是我对罪犯有什么感情，你知道，我其实也挺同情他们，在这个游戏里面A和老K都握在警方手里，不过每次抓到这些人我还是会觉得一丝爽快，就像桥牌里一步妙招成功了。终于要真相大白，因为就算不是这个中国人自己行的凶，我们也很确定可以通过他找到杀人犯。我对他眉开眼笑的。

“我让他解释这块表他是如何得来的。他说他从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买来的。一听就知道是瞎编。我简单解释了一下当时的情形，告诉他我们会判他谋杀。当然我只是吓唬他，而这个中国人果然被吓到了。他说这块表是他捡来的。

“‘捡来的？’我说。‘你倒是想得出。哪里捡的？’

“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他是在森林里捡的。我笑他，问他是不是像这样的手表森林里到处都是啊？他说他就在那条从卡布隆到阿罗利匹斯的小道上走着，看见有闪光的东西，走近就发现这块表了。这就怪了。他为什么要把捡手表的地点说在那里呢？要么他说的都是真的，要么这人诡诈透顶。我问他表链和印章在哪里，他马上拿了出来。他已经被我吓住了，脸色惨白，全身发抖。这是个腿都软了的、不起眼的家伙，要是我以为这算把凶手抓到，也就太糊涂了。不过他的惊恐也说明他还有事情没说。

“我问他是什么时候找到表的。

“‘昨天。’他说。

“我问他怎么会去那条从卡布隆到阿罗利匹斯的近道的。他说他之前一直在新加坡打工，因为父亲病了，就去了卡布隆，昨天来阿罗利匹斯也是为了工作。他父亲的一个朋友是个木匠，给了他一份活。然后他提供了新加坡他老板的名字，和当地那位木匠的名字。他说的这些听上去没有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太容易证实了，也不太可能是假的。当然，我也想到要是真如他所说，那这块表就在林子里躺了一年，一定破烂不堪；我想打开它，但失败了。当铺老板也在警局，就在隔壁房间。他恰好还懂一些修表的手艺，我让他进来检查一下；他打开的时候还吹了声口哨，表上是厚厚一层铁锈。

“‘这表没用了，’他摇着头说，‘它不会再走了。’

“我问他怀表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没有给任何提示，他说一定是长期处在潮湿的环境中。我把抓到的中国人关进了监狱，为的是起一些警示作用，又派人去请他的雇主。等待的时候我努力想梳理些道理出来。我倾向于那个人没有说谎，他的恐惧可能只是捡到东西就去卖掉，感到愧疚罢了。即使很无辜的人落到了警察手里也会紧张；我也不知道警察有什么特别，大家在我们跟前总是不自在。不过要是真如他所言，是在那个地方找到的怀表，那么一定是有人扔在那儿的。这就有意思了。就算杀人犯觉得留着表太危险，一般也会把金盖子熔掉吧；对于当地人来说，这很容易办到。而且那表链的纹饰太过普通，他们也知道不太可能追查得到。全国上下多少首饰行里都有这样的链子。当然，也可能是他们钻到森林里去的时候太慌张，把这些东西掉了也不敢回去找。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马来人习惯把东西塞在纱笼里，而中国人的外套都是有口袋的。另外，一旦进了森林，他们就应该知道不用着急了，甚至可以在那里等着分赃。

“没过几分钟，我派人去找的那个木匠到了警局，证实了之前的那些供词。一个小时之后我也从卡布隆收到消息，警察见过了他的父亲，告诉他们这小孩来阿罗利匹斯是替木匠干活的。目前为止，那个囚犯所说的一切都似乎没有问题。我让人把他带上来，告诉他，我会去那个他号称发现怀表的地方，到时他要把确切的位置指出来。我把他和一个警察铐在一起，还带了另外两个人，其实没什么必要，因为这可怜虫吓得一直在发抖。我们的马车停在小道和大路相接的地方，下车往前走，离布朗森被杀相距不足五码的地方，中国人停了下来。

“‘就在这里。’他说。

“他指着森林，我们就跟着他往里走。大概走了十码，他指着两块大石间的缝隙，说就是在这里找到的。他能注意到那个地方只可能是万分的巧合，而且如果真的是在那里找到的，很显然是有人故意要把东西藏起来。”

盖兹停下来，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

“换了你，当时会怎么想？”他问。

“我不知道。”我回答。

“那好，我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如果怀表在那里，那钱说不定也在附近，至少值得搜查。当然了，在森林里找东西难度太大，俗话说的‘在草垛里找根针’与之相比，那简直容易得跟打牌、猜谜一般了。但我必须查一查。为了有更多的人手，我把那个中国人解了手铐，让他也干活。不但带着的三个警察都在找，连我自己也一起找了起来。我们排成一排——一共五个人——在布朗森被杀的地点前后五十码的范围内，沿着道路往森林中找了一百码，每一寸地方都没放过。我们会翻开落叶，会探进树丛，还有大石底下、树洞里，我们都会看。我知道这很愚蠢，因为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千分之一；唯一的希望就是凶手杀人之后心慌意乱，藏东西会仓促，会选择最明显、最先看到的隐蔽之处。那块表就是这样。我定下的范围也不大，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既然藏表的地点离道路如此之近，那么想丢掉这些赃物的人一定有些迫不及待。

“我们一直没有停止搜索。慢慢地我有些疲惫和恼怒。每个人都汗如雨下。我快渴死了，什么喝的都没有。最后我只能承认这是个失败的任务，至少那一天不能再继续了，这时那个中国人突然从喉咙深处大喊了一声——这年轻人一定眼神特别好，他蹲下身从一个虬结的树根下抽出一个又脏又烂的东西，散发着酸臭的气味。那是一个在雨里浸泡了一年的钱包，而且一直是蚂蚁、甲虫的食物，天知道还被什么东西咬过，总之又湿又恶心，但那的确就是个钱包，而且是布朗森的，里面有他从卡布隆取来的新加坡币，虽然只剩下一团没了形状的恶臭的纸浆。当然银币还没找到，而且我相信一定也藏在附近，但我已经不在意了。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不管是谁杀了布朗森，他都没有从中赚到钱。

“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过当时注意到充气轮胎留下那条粗粗的线两侧，有布朗森的脚印，我说那是他停下来，大概在和谁说话？他体重不小，所以脚印很深；他不只是停车在松软的沙地上站了一下，又立马上车走了。他最起码站了一两分钟。我之前的解释是他在跟一个马来人或中国人聊天，但我越想越可疑。他凭什么要停下来聊天啊？布朗森正急着回家，虽然生性开朗，但和当地人也绝不会这样自来熟。他对那些人一直保持着分明的主仆关系。那些脚印一直让我很困惑。现在真相在我眼前闪过。不管谁杀了布朗森，他绝不是在抢劫，当时被害者会停下来聊天，是因为那个人一定是他的朋友。我一下子就知道了凶手是谁。”

我向来以为侦探小说是小说中极为有趣、巧妙的一类，也一直遗憾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华，但这样的小说我读了不少，而且谜底揭示之前我不能自己破案的情况是很难得的。我很早就猜到了盖兹的用意，但他最后说出来的时候我承认还是感到震惊。

“他见到的那个人是卡特莱特。卡特莱特正在射鸽子，布朗森停下来问他在玩什么，聊完天骑走的时候卡特莱特举枪把两枪管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脑袋。卡特莱特把钱和怀表拿走是为了伪装成团伙抢劫，匆匆把它们藏在森林里，然后在森林边缘沿小路走到了大路上，回到小屋，换上网球服，跟布朗森夫人驾马车去了俱乐部。

“我记得他那天网球打得多糟糕，而且我为了减轻对布朗森太太的打击，一开始说布朗森只是受伤，没有死的时候，我记得他整个人都塌了。要是布朗森只是受伤，就有可能说出实情。天呐，我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那个孩子是卡特莱特的。只要看看奥利芙就知道。就说啊，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医生说过，布朗森太太得知怀孕的时候极为不安，还要他保证不告诉布朗森。为什么呢？就因为布朗森一定知道他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你觉得布朗森夫人知不知道卡特莱特干了些什么？”我问。

“她一定知道。我回想她那一晚的表现，就对此坚信不疑。她的震惊，不是因为布朗森被杀，而是因为我说他只是受伤，后来我承认他被发现时就已经死了，她顿时嚎啕大哭，是一种释然。我了解那个女人。看看那个方下巴，你能说她不是强硬得跟块石头一样？她有钢铁般的心志。一定是她让卡特莱特这样做的。她计划好所有的细节，每一个步骤。他完全就在她的控制之下，就跟现在一样。”

“听你的意思，难道当时你和其他人完全没有怀疑他们两人之间有问题吗？”

“一点没有。一点没有。”

“要是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她又怀了孩子，一走了之不就行了吗？”

“他们怎么走？只有布朗森有钱；她身无分文，卡特莱特也是一样。而且卡特莱特没有工作。你觉得要是把这段风流韵事挂在他脖子上，他以后还能找到工作吗？他快要饿死的时候，布朗森接纳了他，他却偷了人家的妻子。就这样跑了必定走投无路。他们不能让世界知道真相，唯一的机会就是除掉布朗森。于是他们果然除掉了布朗森。”

“或许他们可以求布朗森放过他们。”

“是的，不过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无耻。他对他们太好了，又是这么善良的一个家伙，我觉得他们没有勇气把真相告诉他。他们宁可让他死。”

我们沉默了片刻，回味着盖兹的话。

“既然这样，后来你是怎么做的？”我问。

“什么都没做。还能做什么呢？哪里有证据？就凭我们找到了怀表和钱包？说是凶手藏在那里，后来又不敢去找，也很说得通。说不定凶手拿走了银币已经很满意了。要说那些脚印，可能是布朗森停下来抽了根烟，或者是路上拦着一根树桩，他等着碰巧遇到的几个苦力把树桩挪开。一个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女子在丈夫去世后四个月生下的孩子，谁能证明那孩子不是他的？没有一个陪审团会判卡特莱特有罪的。我闭口不言，布朗森的谋杀案就这样被忘记了。”

“我想卡特莱特夫妇并没有忘记。”我说道。

“要是真忘了，我也不会意外。人类的记性都短得吓人，就我的职业经验来说，可以告诉你，当一个人确定他的罪行不会被知晓时，他的悔恨之意不见得就有多么沉重。”

我又想到下午见过的那两个人，一个是瘦瘦的、戴着金框眼镜的秃顶老头，一个是白头发的邋遢老太太，讲话直率，带着尖刻又温和的微笑。我几乎难以想象在遥远的过去他们曾被如此狂乱的激情所左右（除此之外还能如何解释），竟最后踏上这样一条路，让残忍、冷血的谋杀成了他们唯一的出口。

“既然知道是这样，和他们相处不会觉得不舒服吗？”我问盖兹。“虽然不想待人太过苛刻，但我也只能认为，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吧。”

“这你就错了。他们是很好的人——可以说是这里最好的人了。卡特莱特夫人心地善良，也很会逗趣。我的工作是阻止犯罪，一旦罪行发生就抓住犯人；但我见过太多的罪犯了，知道总体上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坏。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也可能因为情势所迫走上犯罪道路，如果被逮住，他就会受到惩罚，但这并不妨碍他还是原来那个正直的人。当然社会制定了法律，必然要惩罚那些违反它们的人，这没有问题，但一个人的行为未必就能体现他的本质。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做过这么多年的警察，就会知道一个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人。还好警察只管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所思所想；否则就完全不一样了，事情会变得难办得多。”

盖兹弹掉了方头雪茄的烟灰，朝我笑笑，还是他那种带着讥讽意味的干涩微笑，但并不让人觉得讨厌。

“这么说吧，有一份工作我是不要干的。”他说。

“什么工作？”我问。

“上帝的那份工作——末日审判，”盖兹说，“这事儿可别找我。”

[1]1927年首次出版，收录于193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阿金》。

[2]TanahMerah，位于马来西亚东北角，马来语中本义“赤土”。

[3]FederatedMalayStates（1895—1946），大英帝国在马来半岛的殖民政体之一，由半岛上四个接受英国保护的马来王朝所组成。

[4]MiddleEast，与现在的用法略有差异，曾经西方地理学家用它来描述从波斯湾到东南亚一带的大致区域。

[5]原文sukas，具体指何种饮料不详。

[6]Ginpahit，即前文的红杜松子酒。此处是马来语中的称法，pahit本义为“苦”。

[7]Stengah，马来语“一半”，指用等量威士忌和苏打水混合成的饮料，流行于二十世纪初东南亚英国殖民者之中。

[8]Aden，也门共和国港市。

[9]Marlborough，即马尔伯勒公学（MarlboroughCollege），1843年创立的贵族寄宿学校。

[10]即1897年创立的英国制表品牌J.W.Benson，创始人JamesWilliamBenson，曾是皇室和皇家海军官方供表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