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同叔固然是惊才绝艳，乃是科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进士，但究其时间节点，其实并无足够说服力。

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九品中正制”。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各郡、各州中选技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但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

正因为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为改变此弊端，隋朝建国后又创立了一种新的选官制度。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其后四百余年，虽然战祸不绝，但科举制度仍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南朝大昌时，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昌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大昌常科的主要科目。

秦楚朝时，针对前代贡举的弊端，曾对贡举制度进行多次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集取士大权于皇帝，限制势家与孤寒竞进，严防考官与士子舞弊，对士子多方笼络。殿试的内容，太祖时仅考诗赋，太宗时加试论一道。神宗殿试进士，罢诗、赋、论三题，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后又加试律义、断案。哲宗元枯时，恢复诗、赋、论三题。绍圣以后，又遵熙宁试策之制。高宗朝时则规定殿试试策，终秦楚王朝不再更改。

常氏建立大定国后，天下初定，当权者为巩固王朝统治，极力拉拢士子文人，以求天下归心。

武人立国，文人治国，历朝历代大抵如是。归根结底乃是统治者的治政手段。

燕同叔，出身于江南燕氏。武帝常威起事之初便多有仰仗燕氏，后者人力物力财力鼎力支持，可谓是武帝第一臂助……是以，江南按抚张知白举荐云云，实在是有遮人耳目之嫌。

至于科举，发展至今，已是形成了成熟完备的制度。

此时的科举制度，可归纳为三级考试：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三种考试，即会试、复试和殿试。此外，还有一次朝考。

凡应考生员（或称秀才）的读书人，称为＂童生＂（或称儒生），童生在应院试以前，必须经过县试和府试。县试由知县主持，县试录取后才能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主持，府试录取后才能参加院试。院试由学正主持。通过院试录取后，一个童生才能取得生员（即秀才）的称号，生员又分附生、增生和廪生。初进学的秀才称附生，经过岁考、科考成绩优异者，才可以升为增生或廪生。秀才一般是隶属于本府、州、县学的，若考生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不再是本府、州、县的生员，而称为贡生。

乡试则是每三年（逢子、卯、午、酉年）考一次，五年考两次，称为正科。参加乡试的，必须是生员或出了贡的生员，没有考上生员而以其他方式取得监生资格者，也可以参加考试。乡试被录取的，称为＂举人＂。

各省举人赴京应进士考试的，称为＂会试＂。每三年一科，在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会试是由礼部主办的，被录取的称为＂贡士＂。

皇帝在奉天殿策问会试中选贡士，则称作“殿试”，以此作为选官手段。

正所谓，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知。

当然，冯七郎早有神童美誉，至少在上饶是薄有名气的。若非老师劝诫，说不得他已过了院试有秀才功名在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