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一蹴而就之事鲜矣，尤以读书一事最难，十年寒窗未必能一朝成名，科举之业更是难上加难，正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是也。举业，非简单一“勤”字所能功成。勤固能补拙，怎奈此事更需天赋。

沈致信五岁识文，八岁进学，十四岁过县试，府试折戟，自是个实实在在的读书人，但也应了“前景可期”四字。其早先在左溪乡学为塾师赏识，颇多赞誉言词，及至入了信江书院进学便“泯然众人矣”，盖因书院聪敏者众，稍一不慎便流于平庸。

而冯过虽未能冠盖书院，却也算得上是其中佼佼者，若非先生言称其尚是舞勺之年，锋芒太露反而不美，有“厚积薄发、循序渐进”之建言，压其椎囊数载，否则冯过说不得早已过了院试身具秀才功名了。

迂腐哪，明了此节，冯过免不了吐槽一二。有道是“出名要趁早”，“神童”这种祥瑞不多见，却也不罕见，纵观那些个青史留名者哪个不是才华卓绝、惊才绝艳的？名气、名声、名望，原就非唾手可得而需长年积累，这其中不乏方仲永，却也实在毋需顾首顾尾。出类拔萃、鹤立鸡群，有何不好？有甚顾忌？只是，冯过素来敬重先生，对先生所言唯命是从，自是无有不允。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此乃大昌名儒韩退之《师说》一文中名句，但后面还有“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和“师不必贤于弟子”这类吐槽呢。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等派著名学者各自收徒，有志于求学者可择师而事，成为某个学者的门生。不过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在以察举、征召、品评为取士手段的两汉时期，师生关系很快演变为作为博取官职的工具。

如东汉时期受到皇帝赏识的经学家贾逵，他的门生弟子往往都被挑选为郎官，学者无不羡慕。这样问题就来了：想要求官者，往往投靠在权臣门下做“门生”，甚至与学术完全无缘的外戚窦宪、宦官王甫等，都有自己的“门生”。东汉末的徐干评论说：“为之师而无以教，弟子亦不受业”。

蜀汉先主刘备少年时期曾经拜学者卢植为师，他“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大概没有从卢植那里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但幸运地结识了不少同学。后来刘备在乱世中投奔老同学公孙瓒，捞取了政治生涯中相当重要的一桶金。

此等“门生”自然不可能不尊重“老师”，不惜为“老师”馈赠厚礼，恭敬毕至，甚至亲执贱役，甘为奴仆。

士人们尊师重道，会得到很可观的回报：身居高位的老师，在仕途方面当然会照顾自己的门生。考官们虽然从未教书，却总是收获满门桃李。

那么，真正从事教育工作，甘作春蚕蜡炬，教书育人的那些人呢？

事实上对于自己的塾师或业师，士子虽不见得不尊重，但比起“座师”和“房师”，其礼遇程度相去甚远。

“傍人门户”、“半饥半饱”的塾师生涯，是塾师的普遍状态。一份教书的工作，在古代被称为一个“馆”，普通读书人觅一个待遇好的“美馆”并不容易，许多穷酸秀才压根就觅不到。

究其根由，一来某些塾师确实水平有限。只要粗通文墨，会念《三字经》《百家姓》，就可以去教学生了，白字连篇的塾师并不少见。

再者是塾师教育不得法。大部分蒙师只教学生念书，而不作讲解，大群学生扯着喉咙一齐念诵，场面壮观。为适应这种老师的教学方法，启蒙读物一般写成整齐押韵的三字句或四字句，方便学生念诵。

如果蒙童还想进一步深造，比如研读《四书》以便考个秀才，就需要找个有功名和身份的老师——总不能，让一个自己都考不上秀才的老师指导学生参加科举吧？

是以，有秀才功名，能教学生作八股的老师，自然会赢得更多得尊重。

当然，如果你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做了考官，会更加被学生尊重。到那个时候，你会成为许多举人、进士的“座师“、房师”，你的门生对你毕恭毕敬，俯首帖耳。

总之，老师的受尊重程度，与他们的功名和官职正相关。这并非完全是趋炎附势，主要还是因为：你的功名和身份越高，便能给学生提供的东西就越重要，你对学生的“师恩”便越深重。

不过，凡此种种在“信江书院”是不得见的，盖因书院名声之盛丝毫不逊于闻达于秦楚时期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与“四大书院”相较，以境内河川命名的“信江书院”建立至今不过百来年，似显底蕴不足。然则自陆玄以下，书院历任山长莫不是名师大儒，便是书院授课讲师也多有进士中试的贤达，至于自书院出来的士子亦不乏官居高位者，可谓是传承有序，美名远扬。

如冯过的业师资哲便是当世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