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节-第二十节(2 / 2)

大汉帝国风云录 猛子 42669 字 2019-09-25

在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

对天子和朝廷的绝对忠诚。

百姓安居乐业。

黄老之学的“无为”并非绝对“无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无为(陛下垂拱)臣有为(参等守职,遵而勿失),“法”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君主在根据“道”的要求制订了“法”之后,便应一切“皆断于法”,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公正无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例如,当年孝文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犯跸”案与“盗取玉环”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的态度。朝廷所信奉的这种“公正无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汉在立国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荣。

“以法治国,公正无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兴和大汉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经学死死守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黄老之学的“无为”是以“有为”为前提的“无为”,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君主驾驭臣下的统治之术,因此这种“无为”又可以称为“无不为”。

在《黄帝四经》看来,“道”虽然“无为”,但“道”却又生“法”,因此作为“执道者”的君主的“无为”也应象“道”那样,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种“无为”。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操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如此一来,国政就会出现“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

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权柄集于君主一身,君主做为天下之仪表,事必躬亲,“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那么,则“主劳而臣逸”,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长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黄老之学的“无为”提倡皇权和相权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稳定当前的官制,实现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主张的君主集权,已经对社稷稳定形成了威胁,朝廷必须起用一种新儒学作为国策基础,从而稳定和巩固现行制度,并保证此制能长久延续下去。

黄老之学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这一点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的观点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

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孝景皇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请他们不要再争论汤武除桀纣的是非了,其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除桀纣。在孝景皇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的“受天命”理论则会给社稷稳定带来很大危险,它既可用来论证“强汉”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发动叛乱和推翻本朝统治的借口。“受天命”的观点成了当初儒学不能兴盛的原因之一。(这个辕固后来又与窦太后争辩儒道两家的高低,窦太后大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孝景皇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否则他就要被野猪咬死了。)

当今天下,长安有个天子,襄阳有个天子,谁是正统?谁应该受天命为天子?是不是应该有德行高尚的人出来受命于天,重建社稷?

今日皇权沦落,谁来做皇帝,估计没多少人在意,甚至包括长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对天子和朝廷的忠诚还是停留在嘴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动荡,生灵涂炭等等,但儒学衰败是个不争的事实。儒学衰败导致人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儒家学说失望到了极致,在很多人的眼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尊卑有序,贵贱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长时间以来,各方豪雄为了争夺权柄霸占疆土,不惜诛杀无仇之民,攻伐无罪之城,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流血漂橹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来绿草茵茵、五谷飘香的原野,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而昔日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邑,更是成为瓦砾废墟。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门阀富豪们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实力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为所欲为,誓死要榨干百姓的血肉。他们吃喝玩乐,穿着陵罗绸缎,住着琼楼高宇,家里堆满了金银和钱粮,过着荒淫生活,而可怜的百姓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啼饥号寒,人竞相食,白骨蔽野。试问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三纲五常?还有什么礼法名教?还有多少人对儒家那一套深信不疑?

所以,朝廷迫切需要一种新儒学,重建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重建礼法名教,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天子和朝廷的威仪,重建大汉王朝的信心和荣耀。

《黄帝四经》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根据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应该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恭俭无为”,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逆天时,乱民功”,更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做到这种以不干涉,不影响百姓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无为”,天子和各级官吏必须在生活上“恭俭朴素”,不尚奢华。

这同样是当前朝廷急需解决的问题。

重农抑商的政策朝廷颁布了不少,但效果不是很好,农夫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而这些年奢华之风却在朝野上下越刮越猛,而始作俑者就是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尤其是婚嫁和丧葬,更是成了人们竞相攀比花钱的地方。贫苦百姓们在奢华之风的影响下,日子越来越艰难。

儒家的核心是礼。礼制纷繁复杂,诸多礼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钱财,而最花钱的就是婚礼和丧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家资一般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而一个男子的聘金数基本上是其家资的总数,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加上婚宴花费,一个男子娶亲就足以让其家一贫如洗。

至于丧葬花费更是惊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国的根本,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书》、《五经》,加强“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孝”的尊崇吗?

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李玮接着又借助《黄帝四经》说到了“文武兼备、轻赋薄徭、贵柔守雌”等等关于道家黄老之学在戍守疆土、与民修养、选拔人才等等国策上的优越之处。

“朝廷的目标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实现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李玮郑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议。

对于朝廷来说,单单依靠经学和道家黄老之学都无法解决在中兴大业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继而在新经学的基础上再创新儒学。

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以比拟的,它具有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拥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其本身一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大汉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道家黄老之学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竖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兼收了儒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之长,比如黄老之学中的“无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据“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发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

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著。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著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

在王莽的新朝和光武皇帝初期,道学一度再起,著名老学家严遵(蜀郡成都人)著写了《老子指归》,一位托名河上公的隐士著写了《老子河上公章句》。虽然这两本书的理论不同于黄老之学,但对道学还是一种继承和发扬。

此后又有大儒王充发展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相结合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神学迷信展开了全面批判,这直接打击了一部分大儒对经学的尊崇,转而从道学中寻求支援,很早便开始了援道入儒的研究。

道家黄老之学虽然独标高远,玄之又玄,但它没有脱离现实,不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不谈“三纲五常”,不提阴阳怪异。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其实就是以道家黄老之学去解释《周易)、《论语》等儒家典籍,以道家的“自然无为”去解释儒家的纲常名教,从而以此来证明儒家的“名教”本是道家的“自然”。名教本是自然,为名教的合理化、优越化提供一种新论证,清除经学中那些烦琐臆说之风,武断僵陋之习,引导人们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蒙昧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重新思考社稷的现实,重新探索大汉人的各种价值观念,以便全力恢复儒学中的礼法名教,用改良后的儒家济世之学重建大汉王朝。

当初儒学为了影响和指导国策,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在孝武皇帝的支持下,终于在董仲舒大儒的手中创建了新儒学,继而帮助孝武皇帝建下了盖世功勋,帮助大汉开疆拓土威临天下。

今天,走入歧途和衰落的经学,同样为了中兴大汉,为了治国平天下,要不惜一切代价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利用三百年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改良儒学,再次创建新儒学,从而帮助大汉走向中兴,走向强大。

当年,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北击匈奴,需要开疆拓土,因此需要集权,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纵横四海的国策做基础,结果在他的支持下,出现了董仲舒的新儒学。

今天,大汉从废墟中站起来,需要统一天下,需要中兴社稷,因此需要皇权和相权的有效制衡,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与民修养的国策做基础,需要大将军和长公主联手镇制长安,扶持道家黄老学说,迫使经学不得不接受儒道相融的事实,积极援道入儒,从而创造一种符合当前国策需要,有助于大汉崛起的新儒学。

李弘沉默良久,他万万没想到李玮的儒道相融之策竟然是这么个办法,竟然把自己和长公主推到了最前面。

自己如果和长公主联手,长安的局势就很难说了,门阀世家、官僚士人们会低头吗?小天子能顺利平定南方叛逆,会顺利主掌权柄吗?

“你凭什么认定门阀世家和官僚士人会低头接受儒道相融之策?”

“因为我决定劝说长公主和陛下发动第三次党锢。”李玮笑着说道。

“你说什么?”李弘骇然心惊,“你说什么?你要发动第三次党锢?”

“在屠杀和党锢之间,你选择哪一种?”李玮说道,“大将军,我觉得飞燕兄的话说得对,不能再杀了,再杀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些人的权势太大了,人也太多了,盘根错节,杀不完的,越杀越多。既然堵不住了,那就只好用疏导的办法。”

“这也叫疏导?”李弘气苦,怒声问道。

“大将军,你要知道,长公主和你都决心退出朝堂,而我们的中兴策略又必须长久坚持,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李玮平静地说道,“这些人不愿合作,那就让他们滚回老家。凭我们现在选拔人才的办法,朝廷不愁招揽不到贤良之士。其实看看几十年前的两次党锢之祸就知道了,你要是来真的,让这些人退出朝堂,他们还不愿意拍屁股走人,很多人都会选择妥协留下来。有多少士人愿意舍弃荣华富贵?这个办法不但可以让士人分裂,还能让很大一部分愿意为社稷出力的士人,愿意改良儒学的士人们纷纷上位,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继而大家齐心协力,共创新儒学,共建新大汉。”

李弘目瞪口呆地望着李玮,脑中一片空白。

以下不计字数。

《黄帝四经》:从古到今,人们历来认为汉初以道家“黄老”治国,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曾风靡一时,并且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由于道家“黄老”之中的道家黄学一派的代表作《黄帝四经》从汉代之后便失传了,造成了人们对“黄老之学”的种种误解,“黄老之学”也因此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人们无从知道“黄老”之中“黄学”一派的真实思想内容,只好牵强附会地以“老”代“黄”了。

但当人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来代替“黄老之学”时,很多问题常常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崇尚自然,消极无为,专注于心性修养而一味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的“老庄之学”又如何能使汉初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走向繁荣,并使新生的汉家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呢?而且汉初在“黄老之学”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老庄思想相去甚远。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人们发现了《黄帝四经》:第一篇是《经法》,第二篇是《十六经》,第三篇是《称》,第四篇是《道原》,至此人们才发现了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子之学,也不同于老庄之学,也解释了诸多历史疑难问题。

“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张释之是著名的黄老信徒,他作为文帝时的廷尉,在处理所谓的“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时,并未因犯人掠的是文帝之马,盗的是“先帝庙器”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张“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也”,认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标淮。汉文帝对于张释之的做法虽然有点不太高兴,但因他也是“本修黄老之言”,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还是肯定了张释之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并未因一时之怒而废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乱法。

西汉末期的儒学改良运动: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开始一统天下,但在当时的“设科射策”的影响下,儒学本身也在逐步走向僵化,形成了一种“徒为章句”的烦琐学风。由僵化而进一步神化的儒学到西汉中后期已越来越丧失了其向被统治阶级进行道德教化,以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的价值与功能,甚至还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到西汉末期,随着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试图寻求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方案的同时,也开始了向诸子各家学习以改善儒学的运动。刘向、刘歆、扬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氏父子除了力推古文经学外,还致力复兴先秦诸子学,他们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

扬雄也是力推古文经学,同时他认为要使汉代儒学从烦琐不堪、荒诞不经的神学经学中摆脱出来,必须对于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尤其是道家学说的长处加以吸收,以补充孔孟儒学。另外,扬雄还试图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他在批判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基础上,竭力主张复兴儒家正统学说,复兴仲尼之道,俨然以孔学的捍卫者自居,但这并不是说扬雄要照搬先秦孔孟的学说而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实际上在扬雄看来,圣人之道是有因有革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扬雄认为在继承、发扬先秦儒家正统的同时,还必须有所创新。

两汉之际的道学:严遵的《老子指归》受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的学风影响较深,主要是以“义理”方面阐发《老子》的思想,并夹杂有不少在当时泛滥成灾的“符瑞,灾异”之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则主要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解经方法,着重训说《老子》之本意,文字也较古朴简约,而且基本上不讲符瑞与灾异。但《指归》与《章句》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论是《指归》还是《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存神养和,保终性命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黄老之学迥异,实为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名教本于自然。

这是西晋大儒王弼的玄学政治哲学思想。王弼的祖父是王凯,族叔祖父就是王粲。王弼把“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和“名教本于自然”的认识论推向社会政治,提出了“政治无为”之论,意思是说,居于最高统治者之位的君主,所作所为都要任其自然,不去干预或阻挠,做到“无为”和“不言”。这里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不言”也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不去做那些伤害“自然”的事,不说那些违背“仁义”的话,简言之称作“君道无为”。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二章 旌旗未卷 第十九节

十二月三十,晋阳,龙山。

清晨,长公主,晋阳的文武大臣和他们的夫人,晋阳的大儒名士等数百人赶到龙山祭祀宗庙。

本朝祭祀宗庙,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

长公主梳堕马髻,身着祭服,头带步摇,耳悬簪珥,佩四采赤绶,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排在祭祀队伍的最前面。

丞相李玮紧随其后,身着九章纹祭服,头戴九旒冕冠,佩三采绿绶,气宇轩昂。

不其侯伏完、大将军李弘、太尉张燕、右卫将军吕布站在李玮的身后,他们同样戴着九旒冕冠,着九章纹祭服,但腰间所佩的是两采紫绶。李弘脸色有些难看,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在天寒地冻的宗庙里待长了,有些支撑不住。张燕和吕布站在他身边,小心翼翼地扶着他。不其侯看到这一幕,心中十分感慨,曾经纵横捭阖,无敌天下的大将军,在历尽二十多年的征伐后终于倒了下去,这只强悍的豹子最终还是无法逃过岁月无情的摧残。望着李弘消瘦的身躯,高耸的颧骨,深陷的眼窝,长发中的缕缕白丝,伏完心中酸楚,禁不住仰天长叹。

大鸿胪刘冥、并州刺史张白骑、度辽将军徐晃、辅国将军燕无畏等九卿大臣和秩俸中两千石、两千石等大臣戴七旒冕冠,着七章纹祭服,腰佩三采青绶,依次排在后面。大鸿胪刘冥昨天晚上才赶到晋阳,他带来了几十车宫廷典礼用的物品,还有几十车朝廷诸府和长安大臣们赠送给大将军和长公主的贺礼。

匈奴大单于刘豹、东部鲜卑王柯比熊等外族王也和汉臣一样,冠旒冕,着祭服,静静地站在队伍里。刘豹这些年参加过各种典礼,熟悉大汉礼仪,习以为常了,而柯比熊却是头一次参加,既新鲜又好奇。

其他诸如公卿列侯,秩俸中两千石、两千石等级别官僚的夫人,秩俸千石以下的各级别官吏,戴冠着服皆尊卑有别,并按尊卑先后顺序站好位列。

礼仪官黄岳与九宾司随立殿前。黄门鼓吹、乐工、青伎置于大殿两侧。

昼漏巳时一刻上水。(相当于现在九点十五分。)

钟鸣。

治礼官黄岳高呼:“礼……始……”

“咚咚咚……”鼓声雷鸣而起。

谒者治礼引客。长公主、丞相李玮和公聊大臣鱼贯进殿就位。

鼓击三通乃止。

主祭人长公主上行。

治礼官黄岳面向西方,纵声高呼:“上祭……迎……”

击鼓九通,鸣金九响,接着太乐乐工齐奏《云门》之曲,太乐舞伎起《云门》大舞。一时间钟、磐齐响,金石震天。舞人闻鼓而进,击铙而退,整齐划一。乐舞和谐,气氛庄重。

长公主盈盈跪下,行三跪九叩大礼。丞相、公卿大臣跪拜。殿外陪祭大臣和大臣们的夫人跪拜。

长公主默默祷告:高祖、世祖、父皇、列祖列宗、保佑陛下,保佑天下苍生,保佑大汉……

父皇,女儿要出嫁了。十七年来,女儿遵从你的嘱咐,没有让大汉倾覆,也没有让汉祚断绝,女儿尽力了。女儿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你知道女儿要嫁给谁吗?女儿要嫁给豹子大哥,嫁给大汉最大的英雄,嫁给你最信任最喜欢的人。豹子大哥没有辜负你的重托,他统率几十万北疆将士征伐天下,力挽狂澜。他和他的兄弟们用鲜血和生命撑起了倾覆在即的大汉,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了大汉。但他伤痕累累,精疲力竭了,他从此不能再骑马,从此不能再带着铁骑驰骋沙场。不过你的孙子长大了,他聪明强壮,他接过了豹子大哥的战刀,承继了豹子大哥的勇武,他将来一定会像孝武皇帝一样,铸造一个空前强盛的大汉。父皇,你可以放心地闭上眼睛安息了,大汉不会倒,汉祚不会灭绝,永远都不会。

长公主想起十七年来的风风雨雨,想起十七年来艰难困苦,想起十七年来为了护佑大汉而死去的英灵,想起十七年来死在战乱中的无辜生灵,不禁悲从心生,泪如雨下。

“献……”

黄岳的喊声惊醒了沉浸在悲伤中的长公主,她缓缓站起来,向先祖敬献五谷。

殿外乐工奏《咸池》之曲,舞伎起《咸池》大舞。

祭祀典礼在呼啸的风雪中继续。

长公主“亚献”三牲,“终献”鲜果。

太乐乐工连奏《大韶》、《大夏》之曲,舞伎连起《大韶》、《大夏》之舞。

“终献”毕,祭享酌酒,读祭文。

丞相李玮高声诵读《祭文》,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抑扬顿挫,慷慨激昂。

李弘跪坐良久,头晕目眩,腿脚麻痹,不得不以手撑地,极力稳住身体。李玮的祭文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脑子里一直想着儒道相融的事。

昨夜他和李玮谈了很久,虽然李玮说得头头是道,信心十足,但他和张燕一样,对推行道儒相融之策完全没有把握。因为王莽新朝时期为缓和朝野上下的矛盾,缓和社稷危机,曾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以“复古”为主要内容的改制,其中就包括儒学改良。但王莽改制失败,新朝崩裂,儒学改良也随之失败。

这是个教训,血淋淋的教训,前人之事,后人之师。李弘和张燕因此非常担心重蹈覆辙。

自孝武皇帝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学一统天下,但当时选拔贤良以“设科射策”为主,儒生们不得不拘泥于“师法、家法”。儒学因此无法避免地走向僵化,形成了“徒为章句”的繁琐学风。儒学由僵化而进一步神化,既无法以道德教化百姓,也无法帮助朝廷稳定社稷,天下乱象渐显。这时一部分儒士试图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改良儒学,而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扬雄和刘向、刘歆父子。

扬雄认为改良儒学,首先要向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学习,尤其是把道家学说的长处加以吸收,极力要求恢复儒家正统学说。这个办法等于否定了董仲舒的新儒学,否定了今文经学,所以没人理睬。刘向、刘歆父子于是换了个办法,致力于复兴先秦诸子学,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从诸子学说中吸收长处改良今文经学,继而推出了一个试图推翻今文经学的古文经学。

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一点是损害了当时王公贵族、官僚士人和富豪大族的利益。今文经学不但是国策的基础,也是这些人赖以生存的“金饭碗”。你把这些人的“金饭碗”砸了,把有利于他们生存的国策基础推翻了,他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把你脑袋砍了。所以,王莽改制失败,很大原因还要归结于当时的儒学改良。

李弘很害怕。目前的情况和当年很相似,皇权沦落,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外有边疆的忧患,内有叛逆大军虎视眈眈,主掌朝政的以李玮为首的北疆改制系大臣和当年以王莽、刘歆等人为首的“复古”改制系大臣在思想上、诸多改制之策的制定和推行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在废墟上重建社稷,试图中兴大汉,一个是在摇摇欲坠的“大厦”上修修补补,试图重振社稷。两者目的相同,而基础却不同,所以到目前为止李玮的改制派还能控制局势。

王莽当年为了转移朝堂上的重重矛盾,打算利用征伐之策来铲除对手,所以他固执己见不听劝谏,出兵讨伐西域,结果大败,继而引爆了矛盾,绿林、赤眉揭竿而起,天下豪雄乘势雄起,王莽的新朝瞬间崩溃。今天的李玮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也在朝堂上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出兵平叛,结果也是一场大败,侥幸的是,因为自己的病倒导致局势骤然紧张,从而及时遏制了这场一触即发的矛盾,没有让朝堂形势进一步恶化。

但李玮没有放弃。他是大汉的丞相,他的目标就是中兴大汉,他要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急迫问题,所以他通过张燕提出的儒道相融之策立即想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朝堂矛盾的办法,那就是儒学改良,这个曾经导致王莽新朝轰然倒塌,导致社稷败亡生灵涂炭的王朝根基。

刘歆的儒学改良之策是在儒家经学上的改良,是属于儒家学说内部的改良,而李玮的儒学改良之策近似于大儒扬雄的理念,是援道入儒,是两家截然不同的学派之间互补长短的一种改良。当年的刘歆为了儒学改良,付出了一生的清誉,最后付出了生命,由此可见儒学改良的阻力之大,也由此可以预见李玮的儒学改良之策将要遭遇何等强烈的反击。

李玮说干就要干,他有李弘和长公主给他做支撑,他不怕,但李弘怕,李弘不敢干。这场大病让他元气大伤,华陀和张机都说了,这辈子也不要骑马了,最好也不要再去打仗了。当然,你想早点死,对自己生命无所谓,那就可以为所欲为。李弘不想死,他还想看到大汉崛起的一天,看到大汉百姓安居乐业的一天,所以他决定接受华陀和张机的意见,老老实实在晋阳待着。但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大汉一步步走向振兴,不需要他驰骋疆场了,否则他还是要冲锋陷阵。

李玮的儒学改良之策如果失败了,如果天下再次大乱,如果小天子控制不了局势,自己就不得不再上战场。上战场是小事,自己早点死也是小事,但生灵涂炭是大事,社稷倾覆是大事。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不起,根本承担不起啊。

“受胙……”

乐舞顿时一变,乐工奏《大濩》之曲,舞伎起《大濩》之舞。丝竹钟磐之声响彻山野。

李弘思绪被打断,在张燕和吕布的左右扶持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长公主回过头来关切地看着他,李弘努力冲着她笑笑,示意她继续主持祭典。

长公主下拜受胙。(接收胙肉。)

“撤馔……”

黄岳高呼之后,长公主和众臣起立,各自长长吁了一口气,祭典总算要结束了。

长公主乘着小憩的短暂时间,走到了李弘身边,“还支持得住吗?”

李弘几乎半靠在吕布的身上,疲惫不堪地点了点头。长公主看到李弘眼里的血丝,马上转头瞪着李玮,没好气地问道:“你有什么重要事?为什么不对我说,却把大将军拖一夜?”

李玮刚才高声朗诵了长长的祭文,正口干舌燥嗓眼冒烟,愣了半天没说话。

张燕轻轻拍了拍李弘的后背,小声安慰道:“我们不能急,千万不能急。这件事两年不行就三年,三年不行就五年、十年,总之要时间,要时间,欲速则不达啊。”

李弘若有所思,缓缓点头。

“咚咚咚……”鼓击三通。

“跪……”黄岳的叫声再度响起,长公主和众臣跪倒。

乐舞突变,雄壮激昂,恢宏壮丽。乐工奏《大武》之曲,舞伎起《大武》之舞。歌伎高唱:“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送……”

长公主三跪九叩,由谒者引导,退坐东厢。丞相、太尉、大将军等公、侯三跪九叩,也入东厢。其余九卿等大臣、大臣夫人进殿三跪九叩后,由宾司引导,自殿两侧鱼贯而出。

宗庙广场上,乐舞逐渐进入。

《大武》之舞是“武舞”,结构十分宏大,表述了周武王的功绩。大舞分六段,完美表现了武王伐纣战斗的完整过程,既有士兵出征前如山岳峰峦般的阵势,也有灭商的激烈战斗场景,还有周、召二公亲自出场的领舞,另外还有士卒们剑击枪刺、斧砍盾挡的激烈搏杀,最后是大军凯旋诸侯尊崇武王的仪式。此乐舞场面恢宏壮丽,拥有史诗一般的气魄,传承千年不衰。

突然间,号鼓齐鸣,惊天动地,三百六十名黄门鼓吹同时奏响了祭祀典礼的最后一个乐曲《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男女歌伎齐声高歌,虽然只有短短三句,但在反复吟唱之下,在雄浑号鼓的伴奏下,其磅礴气势冲天而起。

三十六名全身铠甲的“巴渝舞”舞伎手持长矛、弓弩在广场上边歌边舞,舞姿雄健豪放,潇洒迅捷。

吕布忍不住纵声长啸,放声合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李玮、张燕、刘冥、燕无畏、卫峻等文武大臣热血沸腾,齐齐站起来振臂欢唱。

李弘的热泪悄然滚下,他嘶哑着声音,用尽全身的力气吼了出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以下不计字数:在古人的概念中,乐的含义比较广泛,不仅包括乐曲,还包括歌诗(词)、舞蹈。雅乐和俗乐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战国时期,人们将古乐视之为雅乐,这些古乐是指古代祭祀天地、祖先和朝会、宴享时使用的正统音乐。以六代舞最著名,它们是《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部乐舞,相传分别创作于黄帝、尧、舜、禹、商、周六个时代。六代舞也称大舞,是郊庙祭祀之乐。

刘邦队伍来自楚地,他们所歌所咏多为“楚声”,其中刘邦亲自创作的《大风歌》是楚歌名作,其歌辞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歌虽然只有三句,但气势磅礴,沉郁高亢。刘邦教沛中少儿120人歌唱,亲自击筑伴奏,唱到后来,刘邦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后来这首歌被用于郊庙祭祀的场合。

汉代郊庙祭祀乐除沿用少数先秦雅乐如《文始舞》(原《韶舞》)、《五行舞》(原周舞)外,大多是汉代用“楚声”所创作的乐舞,所以在当时未被列入雅乐系统,仍归属于民间音乐,由乐府领属。到了汉哀帝时,诏罢乐府,依大臣孔光、何武所奏,将这些汉代所作郊庙乐归于太乐领属,升格为雅乐,从此打破了人们传统上只把先秦古乐作为雅乐的概念。

巴渝舞是西汉初年从西南地区賨人(板盾蛮)那里传来的舞蹈。汉高祖刘邦在平定三秦时,招募了一批賨人做前锋。賨人勇猛善战,其风俗又善舞,刘邦便命乐工学习和改编了他们的舞蹈,因为賨人生活于巴郡渝水一带,所以就称此种舞蹈为巴渝舞。巴渝舞传入宫廷后,成为宫廷舞蹈,用来在宫廷宴会上表演军旅战斗的场面,歌颂帝王功德,是汉代著名杂舞。

表演时,舞者自披盔甲,手持矛、弩箭,口唱賨人古老战歌,乐舞交作,边歌边舞,舞者有36人,是群舞。由于这种舞蹈是武乐舞蹈,汉哀帝罢乐府后,对巴渝鼓员36人仍认为不可罢,交由大乐领属,将它列入雅乐舞蹈的系统。其伴奏乐器以铜鼓为主,配合击磐、抚琴,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等4篇。巴渝舞发展到魏晋,已完全变成庙堂祭祀性质的舞蹈。

巴渝舞在我国古代舞蹈艺术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绶、冕冠、祭服:佩绶制度在华夏衣冠里为等级尊卑的一显著特征。佩指身上的玉饰,绶是用来悬挂印佩的丝织带子。绶的织纹、色彩及宽窄长短都跟官阶相对应。佩绶用来区分地位尊卑。平时官员在袍服外要佩挂组绶,并随身携带官印。

在汉代时期,绶的系结方式通常是打成一个大回环,然后下面系印章。印装于腰间的鞶囊中,系于绶的一端,垂于外边,绶的另一端垂于身后,故称印绶。汉初沿用了这种制度,并加以双印佩刀之饰。

冕冠是古代帝王臣僚参加重大祭礼时所用的冠帽,汉代遵循不改,用作皇帝、公侯及卿大夫的祭服。

汉时最为端庄华贵的上衣是帝王和大臣所穿的冕服。冕服的形制如冕冠一样,尊卑有别,颜色和图案(章纹)大不相同。皇帝的冕服是衣裳玄上纁下,即黑色材料制成的上衣,赤黄色材料制成的下衣。皇帝冕服所用的图案为十二章纹(一章即一种图案)。上衣六章用绘,下衣六章用绣。十二章纹依次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象征稳重;龙,象征应变;华虫(即一种雉鸟),象征文丽;宗彝(祭祀礼器),象征忠孝;藻(水草),象征洁净;火,含义光明;粉米(白米),取其滋养;黼(斧形),象征果断;黻,象征明辨。皇帝在最隆重的场合必须穿十二章纹。诸侯、三公冠九旒者,衣裳则用山、龙以下九章纹。九卿以下冠七旒者,则用华虫以下七章纹,以此类推。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二章 旌旗未卷 第二十节

除夕夜。

晋阳城银妆素裹,爆竹声声,热闹非凡。

这座北方大城在历经二十多年的建设后,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城中居民有几十万之众,商贾更是云集而来,楼宇相连,行人如织,车马如龙,气势恢宏。

除夕晚上的年夜饭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但今年情况特殊,很多官僚士人因为参加新年大典和长公主的大婚,纷纷冒着严寒从各地赶来,无法和家人团聚。长公主为此特意下旨在晋阳宫举行盛筵,和臣僚士人们共度除夕。

年夜饭要慢慢吃,要从入暮时分吃到深夜,也叫守岁。守岁既是对逝去岁月的留恋,也是对新的一年寄予美好希望。

天黑后,晋阳宫灯火通明,前殿广场上点燃了九堆篝火,熊熊烈焰照亮了夜空。

戌时(晚七点),钟鸣,盛筵开始,食举之乐同时奏响,丝竹之声悠扬动听。

坐在富丽堂皇的大殿内,听着优雅的乐曲,望着食案上的美肴,柯比熊有些晕头转向。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宫廷盛筵,豪华的场面让他在好奇之余又非常紧张,担心自己因为不懂礼节而惹人耻笑,丢了鲜卑人的脸面,更让大将军难堪。

风雪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她和李弘因为身份的原因都不能和他坐在一起,特意安排辅国将军燕无畏坐在他身边,妥为照顾。

燕无畏看到柯比熊局促不安,不禁微微一笑,用鲜卑话低声说道:“在大汉,饮食礼俗很多,尤其是这种场合,礼仪规定更为严格,不能有丝毫的僭越。一般来说,天子由膳宰代尝饮食,然后才举筷品尝。天子开始进食了,臣僚们才能开始吃,在天子没有进主食之前,臣僚们不能先进主食,只能啜饮等候。当天子请臣僚用菜的时候,臣僚们先把食案上的菜每个都尝一点,然后才依自己的喜好来选食。如果你想吃远处的东西,必须先从近处开始,否则就是贪吃贪多了。”

柯比熊本想去拿食案上的筷子,听到这话急忙把手缩了回去。此刻上座的长公主正在和坐在右侧第一席的不其侯伏完说话,一个膳宰正跪在食案一侧品尝饮食,还没有开始进食的意思。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柯比熊尴尬地笑笑,不好意思地问道。

燕无畏指了指面前的食案,“食案上菜盘的多少是有讲究的。天子的食案上是二十六盘菜。宗室外戚身份的列侯和丞相的食案上是十六盘菜,普通列侯、三公、大将军、九卿大臣的食案上是十二盘菜。秩俸两千石、两千石大臣的食案上是八盘菜,而秩俸千石以下的大臣只能享受六盘菜的礼。”

柯比熊迅速扫了一眼食案上的菜盘。

炸烹天鹅,红焖野鸡,卤汗油鸡,红烧甲鱼,挂炉羊羔,马朘(专以马鞭肉制成的特殊菜肴),蹇膊庸脯(蹇膊,驴肉干和狗肉脯),胹羔(胹,煮得熟烂的羊羔肉),铁扒肥雁配着鲜腻的酸浆,牛腿筋闪着黄油软滑芳香,狗豚韭卵(枸杞子炖小猪肉),羊腌鸡寒(腌羊肉和凉酱鸡合拼的菜点)。

左手方的小几上摆着豆饧(即饴糖豆酱一类的甜食品),又粘又酥的蜜馅饼,还有大米、小米、二麦、黄粱等主食。右手方的小几上摆着玉色的果子浆,鷇膹雁羹(鷇膹,带汤的炖嫩雀),大雁肉羹和糯米酒。这米酒透着澄黄,味醇清凉,让人垂涎欲滴。

“怎么会这么多?”柯比熊疑惑地问道。

“主食、甜点、汤羹、酒浆都不算。”燕无畏笑道,“你是东部鲜卑王,位同诸卿,所以食案上是十二个菜盘。”

“这吃得完吗?”柯比熊不由地低声惊呼。他虽然在大漠上贵为部落王,但生活也没有奢侈到这种地步。

燕无畏吓了一跳,四下看看,生怕别人听到了,“你千万不要全吃了,后面还有很多菜肴酒羹。”

“还有?”柯比熊不由得地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

“菜要上九道,每道菜都是十二盘,另外甜点、汤羹、美酒也要不停地撤换。你浅尝即止,即使好吃也要忍着,免得早早填饱了,只能看,不能吃,让人笑话。”

柯比熊叹服。大汉就是大汉,泱泱大国,连吃饭都这么豪华、奢侈,让人叹为观止。

“进食的时候也有规矩。”燕无畏继续说道,“要用手而不是筷子取食黍米饭,不要用手搓饭,不要落得满桌是饭,不要流得满桌是汤,不要吃得啧啧有声,不要啃骨头,不要将咬过的鱼肉放回鱼盘,不要只吃一种菜肴,不要翻来覆去地挑菜,不要大口喝汤,不要搅和菜汤,不要喝咸肉酱,不要当众剔牙,不要大声说话,不要纵酒无度……勺柄要向南方,湿肉要用牙咬,干肉要用手劈,吃烤肉不要一次嚼得太多……”

柯比熊几乎晕倒。大汉乃礼仪之邦,但这规矩也未免太多了。

燕无畏很严肃,压低嗓门滔滔不绝,而柯比熊已经听不进去了,他哭丧着脸说道:“我能不能出去透口气……”

“不能……”燕无畏断然说道,“饮宴之时,不得擅自离席,更不能中途无故离去。”

两人正说着,谒者(主宾赞受事)站了起来,大声叫道:“殿下祭……”

“跪下,跪下……殿下要说话了……”燕无畏拉了柯比熊一把,两人面朝北方,双双跪下。

长公主说了几句祝福的话,然后躬请众臣归席。

谒者再呼:“臣祭……”

大臣们回礼。丞相李玮代表百官,感谢天子和殿下的隆情厚谊,躬请殿下入席。双方谦让了一番。长公主先行就坐,举筷浅尝,然后请臣僚们用菜。

燕无畏拿起筷子,看到柯比熊还在左顾右盼,急忙咳嗽了一声。柯比熊这才反应过来,随即小心翼翼地拿起筷子。虽然饥肠辘辘,但他还是强自忍着,战战兢兢地在每个菜上点了一下。柯比熊暗暗叹气,这饭真难吃啊,比受刑还难受。他还没吃上几口,燕无畏又咳嗽了。柯比熊以为自己什么地方失礼了,吓得忙不迭地放下筷子。

“老弟,筵席有两个多时辰,你这么吃会把肚子吃撑了。”燕无畏笑着说道,“浅尝即止,浅尝即止……”

柯比熊左右看看,果然大家都放下了筷子,正兴致勃勃地望着殿堂中央的一群艳丽舞伎。

丝竹声起,舞伎们手持双耳鞞鼓,合着乐曲,弄鼓击拍,轻歌曼舞。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一人唱,众人和,歌声优美动听,舞姿雍容典雅。

燕无畏看到柯比熊如醉如痴,不禁得意洋洋地介绍道:“这是大汉的相合歌,这乐曲就是相和大曲里最有名的《江南》,好听吗?”

柯比熊连连点头。

“这还不够好听,缺乏阳刚威猛之气。”燕无畏笑道,“等一下你再听听鼓吹乐,那才是大汉真正的乐舞。”

“还有比这更好的?”柯比熊惊讶地问道,“比上午祭祀大典的《大风歌》还好听吗?”

“当然……”燕无畏举起了酒爵,“来,喝酒,有机会,我亲自给你唱一曲。”

“你也能唱……”柯比熊失声轻笑。

“大汉男儿,有几人不会吟唱《大风歌》,有几人不会高歌《战城南》?”燕无畏捋须而笑,豪气勃发。

丞相李玮执弟子礼,敬酒于不其侯伏完。

伏完略略谦让,坦然受之。

伏家是大汉四百年来历史悠久,声势显赫的以经学闻名于世的大门阀。伏氏一族尚《诗》、《书》,有“伏氏学”之美誉,一门曾出了十二位经学博士,可谓人材济济。

据传伏家是伏羲后裔,先祖伏胜是大秦朝博士,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济南伏生。孝武皇帝时,伏孺客授东武。其后有伏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孝成皇帝,为高密太傅。伏理的儿子伏湛承继父荫,补为博士弟子员,王莽时为绣衣执法,刘玄入关拜其为平原太守,光武帝即位,闻伏湛之名,征拜为尚书令,修订旧制,后拜三公行大司徒事。伏湛之后,又有其弟伏黯、弟弟的儿子伏恭和其四世孙伏晨、五世孙伏无忌等人名扬天下,其中伏恭曾官至司空。伏完就是伏无忌的孙子。伏晨娶高平公主,孙女是孝顺皇帝的贵人。伏完娶了阳安长公主,伏完的女儿是孝献皇帝的皇后,所以伏家又是世代的皇亲国戚。

放眼当今天下,传承四百年而不衰的高门大族所剩无几,而伏家就是其中最显赫的代表。伏家是徐州琅琊国东武人,而以琅琊国为中心的青兖徐一带又是经学世家的聚集地,这个地方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出现了很多显赫门阀,琅琊因此名扬史册。

自从郑玄大师到河北后,青兖士人实力骤增,在朝中有以蔡邕、张邈、孔融为首的大儒,在州郡有以臧霸、祢衡为首的名士,在朝野内外更有郑玄、伏完这样的当世鸿儒,青兖士人因此轻轻松松地控制了朝政。四年前的长安兵谏,就是以北疆系为首的朝堂势力联手合作,重创了青兖士人,把青兖系的势力赶出了朝堂。

但青兖士人的力量依旧很庞大,尤其这次骠骑大将军赵云主掌国事后,青兖士人纷纷再入朝堂,大有卷土重来之势。郑玄大师去世后,青兖士人的最大支撑就是不其侯伏完。

“伏氏学”承继四百多年,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一直保持着正统的儒学精髓。

伏氏学起于伏胜。伏胜长寿,死于孝文皇帝三年(公元前161年),享年99岁,弟子数千之众。孝文皇帝当年为求《尚书》,曾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得29篇《尚书》,传世至今。伏胜撰有《尚书大传》,是经文学派的开山祖师。后世人极为推崇尊拜。

伏氏经学远远早于董仲舒的新儒学,在孝武皇帝独尊儒术后,伏氏经学虽然为了仕途不得不研习谶纬,但并不屈从于董仲舒的新儒术,依旧牢牢固守着自己的正统儒学地位。因此当扬雄鼓吹儒学改良,复兴正统儒学时,伏家极力支持,摇旗呐喊。当刘向、刘歆父子推出古文经学的时候,伏家也毫不犹豫地予以支持。当伏湛出任光武皇帝尚书令受命重修旧制的时候,伏家也不失时机地提议设立古文经学博士,试图改良儒学。

伏氏学一直想复兴正统儒学,这是伏家历代儒士的最大心愿。所以当伏完听说张燕、襄楷、许劭等人正在晋阳清谈援道入儒之事时,立即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复兴正统儒学的机会,所以他当即让自己的儿子伏典日夜兼程赶到晋阳,参加了悬瓮山这场即将震动天下的论辩。

让他惊喜的是,伏典离开长安不久,长公主的书信就到了。他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长安,可以在不对长安产生影响的情况下参加“援道入儒”的商讨。

这两天他和襄楷、许劭、王剪、王真等道儒两家大师在悬瓮山仔细谈了一次,基本上认同两家大师提出的“取道家之长补经学之短,复兴正统儒学,重建道家学说”的主张。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正统儒学复兴后,就是新儒学,就要和当今的新经学和今、古文经学三家学派,以及大有东山再起之势的道家学派产生激烈冲突,如果没有天子、殿下和北疆系势力的支持,这个儒学改良肯定失败。

伏完把李玮拉到自己身边坐下,闲聊几句后,突然问道:“仲渊,这个时候你到晋阳来,到底想得到什么?”

李玮愣了一下,蓦然间灵光一闪,困扰自己的难题迎刃而解。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当年一次次的血腥杀戮似乎就是为了今天,为了诞生一个新儒学,为了开创一个崭新的中兴大局。

李玮脸上的笑意渐渐化开,“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伏完也愣住了,他手抚白须,两眼望着李玮,沉吟良久,“你有这样的决心?”

李玮抬手指天,淡然一笑,“天地为鉴。”

以下不计字数。

相和歌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代,它是在街陌谣讴的民歌基础上继承先秦楚声等传统而形成的一种音乐形式,其特点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即歌唱者自击节鼓与伴奏的管弦乐器相应和,并因此而得名。主要在官宦巨贾宴饮、娱乐等场合演奏,也用于宫廷的朝会、祀神乃至民间风俗活动等场合。

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舞蹈相结合,成为一种有器乐,歌唱与舞蹈相配合的大型演出形式,被称为大曲或称相和大曲,它最能反映当时艺术的水平。

汉代杂舞。

汉代乐舞有雅乐舞蹈和杂舞之分。雅乐舞蹈主要用于郊庙、朝飨等庄重场合,比如巴渝舞和灵星带舞。杂舞一般是在宴会场合使用,它往往起源于民间舞蹈,经过宫廷音乐家的加工、创作,成为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舞蹈形式。其风格比较典雅,也有娱乐性的一面。汉代杂舞主要包括鞞舞、铎舞、巾舞、拂舞、剑舞。

鞞舞得名于舞人所持的舞具——鞞鼓。鞞是一种带柄的扁形小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