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皇帝为了防止儿子们间发生争权夺位的斗争，更为了加强老朱家对各地方的统治和抵御外敌，先后将自己的24个儿子分封到各地做了藩王。

建藩初期，各藩王、藩府拥有较大的权力。王府不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

在封国内，亲王拥有相当大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进行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区处，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这时的藩王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

但到了洪武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藩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藩王割据而威胁到中央集权。

待到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天下之后，他担心其他藩王也会学自己的所为，建文帝的悲剧会在自己或者儿孙的身上重演，因此更加加强了对各藩王的控制。

于是他或以谋反等罪名，分别削去他们的封爵、属官、护卫，取消统领驻军的权力，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护卫、官属，齐、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或者将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如宁王朱权迁往南昌等等。

从此藩王们便失去了他们在朱元璋时代的权势，由屏藩王室的实力型贵族转化为了寄生型贵族。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又不能参政、带兵，整日无所事事，于是这些皇子皇孙们往往荒靡无度，广娶嫔妃妻妾。繁育出了众多的龙子龙孙，造成了今日的这种局面。

而且因为天高皇帝远，无人能约束得了他们，以至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若是再这么发展下去地话，大明的财政早晚会有供养不起这些寄生虫的那一天。

除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以外。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骇人听闻的土地兼并。

藩王们除了有赐田，更加利用自己地权势大肆侵占庄田，每个藩王所拥有田产动辄就在数万顷上下。

仅以四川为例。1605年时。根据四川巡抚地奏折。该省地可耕之地70%掌握在诸王和豪绅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地土地只有10%！万历朝时。属于皇室诸王地宗室田庄达到了接近50万顷。700多万亩。这个数字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

皇室宗亲自然是不用上税地。所以这当然极大损害了国家地岁入。而且大量失去土地地农民变成了社会最不稳定地因素。历史上也正是这些流民们推翻了明王朝！

朱元璋当初分封藩王地目地是为了巩固他们老朱家地统治。共同来“夹辅皇室”。可眼下这一制度却成了严重阻碍大明发展。甚至是导致朱氏天下衰亡地最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不得不说是个极大地讽刺。

王锐深悉这些弊端所在。因此眼下这才郑重其是地向朱由检指了出来。并语出惊人地说出了削藩地建议。

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在先忽悠了朱由检一大通。令其大为高兴之后。才非常谨慎地谈到了这个话题。

尽管如此。这也属于非常冒险地了。皇家之事又岂是外人能轻易插口地？今日若不是王锐。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说出了适才那番话。即使不被当场治罪。事后也绝难落得个好下场。

王锐是趁着他和朱由检现在非同一般的感情，以及崇祯尚且年轻识浅，还未完全有主见之前的这个机会提起了这个话题，这样成功的可能会更大一些。若是等到朱由检年纪渐增。威权日盛，再想解决此事就要麻烦得多了。果然，朱由检听到王锐说出了削藩二字，虽说是大吃了一惊，但却丝毫没有露出生气的神色。

他好一会地功夫才面前压下了震惊之色，皱眉盯着王锐说道：“太傅说得虽有道理，但是分封制乃是太祖爷定下的万世不变的祖训，朕怎可轻易改得？况且自成祖之后，各藩王已早无实权、兵权。朕又以何名目来削藩？削藩之后。这些宗室子弟又怎么办？他们不管怎么说也是朕的族人，朕总不能忍心看着先祖爷的骨血沦落为平民百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