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日本组成了负责投降事务的东久迩内阁。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身为新相的东久迩稔彦亲王第一次谈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战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政策的错误，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反省，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国家重建的第一步。”东久迩的论调刚一出笼，便遭到普通百姓的抨击。日本《朝日新闻》表社论说：“必须对过去进行严峻的批判。只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才能体现真正的决心，然而直到今天，在日本听到的只是所谓战败的责任，国民总忏悔，仅此而已……如果说国民对战争负有责任的话，那就在于过多的允许了武断政治的积弊。”
在中日第三次大战以前，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日本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停留在古代的封建制国家。在科学已经十分达的2o世纪，日本的统治者还在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的国民被训练成了惟命是从的动物；日本的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因此他们相信凭借自己手中的军刀能够打败坦克。即使是在战前的和平时期，军国主义教育也是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小孩子要从小学习忍耐和冒险精神，男孩子要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剑道和柔道，半夜里到坟地里去，整夜整夜地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
对日本国民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改造是中国重建日本的重要部分。1925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6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ncc15o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ncomcc15o/4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这些文件在经过大量文字修改后，经中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9月22日公开布。
根据《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精神，中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o日，盟军最高统帅李岱青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o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o月4日，占领当局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o日，又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
1925年8月28日，中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成立。司令部下设参谋本部以及民政、法务、经济、科学、民事通讯、自然资源、统计资料、民间情报、教育和公共卫生9个局，所有人员均由美军担任，在地方再设8个军政部。中国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天皇和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李岱青有权随时改变日本政府和更换政府人员，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太上皇。
第一号命令，宣布解散日本的6军、海军和空军，解除所有日本军队武装并复员；强行规定军工厂停产，废弃有战斗力的军备。至1o月15日，通过日本政府解除了336万军队的武装；海外375万日本军队的解散和复员，直到1926年才基本完成。
重塑日本人的精神1926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6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又制订了一份题为《日本人再定位》的机密文件，编号为.ncc162/2。这份文件指出，以李岱青为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所下的有关指令和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和有效的，所解决的只是中国占领日本时期日本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但要真正解决长远问题就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把政治改革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要对日本国民进行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
中国人在.ncc162/2号文件中对战前的日本社会作了评估，认为在日本人头脑中广泛存在着这样几种观念：顽固的封建主义观念，包括等级差别、崇尚武力和屈从权威；盲目相信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充当世界领导的优越品质，特别是对天皇的极端崇拜以及军国主义的影响等。李岱青曾经讲过一个笑话：给日本士兵几片药，告诉他们日服3次，他们一有机会就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他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
中国人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日本人头脑中的这些痼疾，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中国占领当局在文件中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人头脑中的痼疾开战。
从战术角度讲，中国人没有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设计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采取了日本人对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代表中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战争。因此，中国人在.ncc162/2号文件中特别要求“要利用日本自己的领导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国相信会有很多日本人由于早期的经历和教育，将成为中国利益在日本的代理人，而中国占领当局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士，并保证把他们安插在适当而又重要的岗位上，这将有利于他们能够完成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工作。中国占领军当局要为这些人提供咨询、保障和支持。”进驻东京之初，李岱青就曾宣布：“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们将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
中国人还认为，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过程主要应当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影响来完成。一方面，应当利用美军占领日本的有利形势，对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西方式教育，灌输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将再教育的范围从青年人逐步扩大到全体日本国民。在文件中，中国人提出：“要注意寻找一种方式，即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渠道把再定位或再教育的概念输入每个日本人的大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利用一切传播媒介，如：图书、教材、期刊杂志、电影、广播、报纸、讲座、办研讨班以及各类学校的讲台等。文件特别强调，“必须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使用方法和恰当的材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尽量使用说服的办法，避免使用说教，也要随时注意日本人的接受程度”。在宣传媒介中，应当“间接”而不是直接地向日本人头脑中灌输中国式的政治民主意识。在当时，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几个主要节目，如“知识对话”、“左邻右舍”、“农家傍晚”和“工会时刻”等的播出内容，都是先由美军总广播科计划并草拟内容提纲后，再以日本广播协会名义播出的。
中国人还意识到，对日本人意识形态的改造过程要同日本普通百姓经济状况的改善相联系。因此，在占领日本后，中国逐步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造，建设现代化的电话系统，引进合格的厕所和卫生设施，树立现代的营养和卫生观念，进行土地改革，废除租佃制，将土地分给农民，将这个国家中的封建成分逐步清除。同时，清除日本上层建筑中的封建色彩，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赖以动战争的土壤，为日本社会注入现代社会的精神。
1926年1月，中国占领军总部出了《关于教育根本改革的备忘录》，提出了关于改造日本教育的具体意见和实施要点，其中包括：宗教（特别是神道教）同教育分离；为清除日本教育中央集权式管理影响而把教育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等。1927年3月，中国占领当局公布了《学校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这两个法案都强调了个人的主动性和探索性的重要性，建立以个人价值追求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念。
1926年1o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指令，废除日本战前的《宗教团体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严格禁止日本各级政府支持神道教，公共基金不能用于神道或用来修建神道的神祠；禁止宣传或传播神道或其它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不允许在各级学校中讲授神道教义等。同时，美军占领当局还鼓励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传教，扩大基督教在日本的影响。